在纲要正式公布前，经过了两轮面向社会广泛征求意见的过程，也历经近百次的修改、讨论，纲要的公布为未来2019年中国教育改革确立了“路线图”，公众关心的学前教育、高考制度改革、高校去行政化等热点教育问题在其中均给予了重点关注。
学前一年毛入园率将达95%
“三岁看大，七岁看老。”学前教育对幼儿身心健康、习惯养成、智力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规划纲要提出，到2020年，普及学前一年教育，毛入园率达到95%。基本普及学前两年教育，有条件的地区普及学前三年教育。
近年来，学前儿童“入园难”、“入园贵”问题日益突出。2019年我国学前三年毛入学率仅为50。9%，学前一年毛入园率为74%。投入不足、资源短缺、城乡发展不平衡等因素长期制约我国学前教育的健康发展。针对这些问题，《教育规划纲要》提出，把发展学前教育纳入城镇、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规划。建立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公办民办并举的办园体制。大力发展公办幼儿园，积极扶持民办幼儿园。加大政府投入，完善成本合理分担机制，对家庭经济困难幼儿入园给予补助。
2020年普及高中阶段教育
更高水平的普及教育，惠及全民的公平教育，更加丰富的优质教育，体系完备的终身教育……规划纲要指出，到2020年，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基本形成学习型社会，进入人力资源强国行列。
在迈向人力资源强国的道路上，我们需要实现哪些目标？《教育规划纲要》首先提出“实现更高水平的普及教育”目标，具体包括：基本普及学前教育;巩固提高九年义务教育水平;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达到90%;高等教育大众化水平进一步提高，毛入学率达到40%;扫除青壮年文盲。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从 12。4年提高到13。5年;主要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从9。5年提高到11。2年，其中受过高等教育的比率达到20%，具有高等教育文化程度的人数比2019年翻一番。
以制度保证中小学生减负
孩子的书包为何这么沉？面对家长日益高涨的减负呼声，规划纲要将通过“建立学生课业负担监测和公告制度”等方式，为中小学生减负。
在我国，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的问题由来已久，原因复杂，涉及考试制度、学校管理、用人制度、家长观念以及传统文化消极影响等多个因素。为此，《教育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减轻学生课业负担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政府、学校、家庭、社会必须共同努力，标本兼治，综合治理”。在具体操作上，《教育规划纲要》要求：调整教材内容，科学设计课程难度。改革考试评价制度和学校考核办法。
针对升学压力导致中小学生课业负担加重的深层次原因，《教育规划纲要》也提出改革措施：不得以升学率对地区和学校进行排名，不得下达升学指标。规范各种社会补习机构和教辅市场。各种等级考试和竞赛成绩不得作为义务教育阶段入学与升学的依据。
专家说法
对比征求意见稿改动少
规划纲要专家组成员、教育部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韩民表示，对比今年年初公布的纲要征求意见稿，正式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9—2020年）》改动的地方很少，只是在一些问题表述上做了一些调整。因为纲要征求意见稿在正式公布前已经过了近两年的讨论，反复研讨，也公开征求过社会各界的意见，符合民主决策的程序，如果与正式公布版本差异过大反而不正常。
要正确理解学生的负担
中国教育学会会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顾明远指出，学生“减负”的关键是要对学生的负担正确理解。造成负担的确与目前的考试制度有关，但也与教学方式和学习内容有很大关系。如果考试和学习的知识需要死记硬背，学生负担就会很重。如果学习内容能够激发学生兴趣，学生就不会感到负担很重。
强化学前教育是大亮点
规划纲要宏观课题组成员、北师大教育管学部党委书记、教育部小学校长培训中心主任褚宏启表示，教改纲要强化了学前教育的内容，既是一大亮点，也是未来2019年国家教育的一大重点。“普及学前一年教育，毛入园率达到95%”的提出意义非常重大。基础教育是国家教育体系的基础，由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中教育三方面组成，学前教育是基础的基础，如果不加强，会影响整个基础教育的质量，也是目前最亟待加强的部分。
各方反应
幼儿园 用数字说话更有说服力
北京市第一幼儿园园长冯惠燕表示，教改纲要将学前教育作为重要内容，说明政府已下大决心解决学前教育问题。而提出了具体学前一年毛入园率，用数字说话更有说服力。但是能达到这一比率还需要政府做大量的工作，加大园舍、师资、教育力量的投入，不管是公办还是民办，政府都应加大投入，给更多孩子创造入园机会。同时，家长也应加强责任感，让孩子接受学前教育。
家长 应解决幼儿园乱收费问题
林女士是一位1岁孩子的妈妈，再过两年她的孩子将进入幼儿园。“想让家长都愿意把孩子送到幼儿园，还应解决幼儿园乱收费的问题。”林女士表示，目前北京市的幼儿园门类繁多，收费标准也不统一，每月学费从几百元到几千元不等，高额的收费让很多工薪族家长很犯愁。
林女士表示，国家重视学前教育是一个很好的决策，但想要切实减轻家长负担，吸引家长把孩子送到幼儿园，还应加大治理幼儿园乱收费问题，制定规范的收费标准，增加幼儿园的数量，扩大区域分布，让所有孩子都能进入合适的幼儿园。
北京落点
儿童入园率2019年内拟达99%
记者从市教委获悉，目前北京3到6岁儿童入园率已达到90%左右。按照教育部的部署，北京正开展教改纲要的制定工作，计划到2019年，3到6岁儿童的毛入园率将达到95%，2020年达到99%。
据统计，目前北京有各类幼儿园1253所，其中公办性质幼儿园844所。目前公办园只能满足80%户籍人口的需求，而对于已经占到北京总人口54%的外来非户籍人口来说，他们的子女入园问题尚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市教委表示，未来3年，本市将投入近15亿元用于解决“入托难”问题，其中，低收入家庭子女入园问题将是解决的重点。
未来2019年，本市幼儿园九成将达到一级一类标准。同时，根据区域人口需求进行合理布局，未来将建设300所幼儿园满足全市需要。另外，在郊区、大型居住区等教育资源不足地区，新建百所示范幼儿园和优质中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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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中国式的“填鸭式”教育真的磨灭了孩子的创造力和心性了吗？对这个问题，占豪看法有两点：
一、中国的考试压力的确让孩子在成长期有很大的心理压力，这是客观事实。这些压力来自于哪里呢？是来自于教育体制吗？个人认为，并不能简单这么看，因为压力不仅仅是来自于教育体制，而是整个社会。包括历史人文，包括教育资源等等，当然也包括体制因素。
那么，为什么中国整个社会有这么巨大的考试压力呢？最重要原因有三点：
一是教育资源仍然不够丰富，使得高等教育不能完全普及，这必然会带来考学压力。当前社会，在教育资源还不能完全满足社会需要的情况下，高考是兼顾社会公平所必须走的一步，诸如美国名校被豪门望族基本包了的情况是不能在中国出现的，这也是为什么占豪一直批评那些要求大规模扩大自主招生言论的原因。从新闻报道中我们可以看到，某大学的招生处长，贿竟然过亿，由此我们可知自主招生带来的社会不公平和权力寻租腐坏。
二是中国社会处于高速变化中，由中下层向中上层攀升最好的方式就是考学。寒门子弟，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努力学习考到好的大学，接受好的教育，就就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在中国社会高速发展的今天，这应该是中国之幸。因为，社会只有这样健康的循环流动，才会维持发展、进步与和谐。
当前，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奇怪的现象，虽然很多人批评教育，但批评中国教育模式的多是精英阶层，他们认为这种残酷的学习压力对孩子是残酷的;但普通百姓多不这么想，他们更希望得到公平教育的机会，而不是合法权益被有权、有钱者侵蚀。也正是基于此，诸如自主招生之类的招生方式，客观上是增加了社会的不公平。当然，考虑到一些特殊人才，给大学一些自主招生权力也是适当的，但不可再继续扩大，因为那样会增加社会的不公平。
三是中国的历史文化的影响。数千年来，中国人都推崇读书，特别是有了科举制度之后，中国人更是把读书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历史上，关于读书的故事我们耳熟能详很多。譬如“孟母三迁”、“头悬梁”、“锥刺股”、“凿壁借光”等等。这种文化基因，一直深深地影响着中华子孙，这也是为什么在我国政府教育投资不够的情况下，中国教育依然在不断快速进步的根本原因和动力。这种文化基因，决定了中国的家庭大多数都会对孩子的读书重视，并有相应的要求，这些要求自然就会形成相应的压力。
由上所述，客观上，把考试压力简单归结于体制是不客观的。事实上，很多问题都有利弊两面，这也是我们看待问题不应钻牛角尖，而应去找真正的利弊所在，并最终实现趋利避害。
二、如今美国科研机构大约有三分之一是华人，中国考出去的留学生非常受美国科研机构欢迎，当前我国搞航空航天科研的中坚力量也多是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由此可见，说中国式教育磨灭了创造力的说法是不准确的，我们不能简单认为教育真的是磨灭了孩子的创造力和心性。这一点，从现在八零后、九零后孩子的创造力方面看，没看出来他们创造力变弱了，相比五零后、六零后、七零后，他们的创造力是变强了。
前面是对误区的辩证，那么，我们当前教育弊端到底在哪呢？占豪认为，当前中国教育弊端主要在三个方面：
一、过于注重应试教育，忽略学生心性和天赋，品德教育不够。
心性和天赋对一个人来说是极其重要的，一个人心性和天赋如何，对其未来从事哪一类行业或岗位才能最大程度发挥才能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们当前很多年轻人哪怕到成年后，心性仍不成熟，常常想法极端、过于自我和自私，没办法用客观和理性的眼光去观察和看待社会，经常长时间找不到自己的社会位置，时而有极端者还会报复社会。
数千年来，我国文化中对人的德行都有很高的要求，这是历史上中华礼仪之邦之所以能以礼名冠天下、威震四方的根本原因之一，也是四夷归服的最重要向心力。但是，在现代社会，我国在品德教育方面做得远远不够，如此结果是，我们社会的青少年知识文化认知水平普遍提高了，但道德修养水平却某种程度上下降了。这些问题，已经一定程度地影响到了社会的和谐及文明的进步。
二、我们的社会实践教育做得不够。
由于考学压力，我们现在的孩子普遍基础科学理论学得好，但社会实践能力普遍弱，很多学生在学校出类拔萃，非常优秀，但出得校门，却无法适应社会。这种高分低能的情况如果只是个例也就罢了，现实是相对是较为普遍的。反倒是有一些在学校并不是特别突出的学生，在成年后各自领域中做出了更卓越的成绩。
三、中国式教育缺乏出“大师”的土壤。
新中国以来，在现有教育体制下，我们有行业权威，有学术领袖，但独独缺少“大师”。“大师”不但要学有专攻，还要触类旁通。如今，我们专业领域人才济济，但“大师”级人物不见。近代可以勉强获得“大师”评价的人，基本都属清末培养的人才。那么，中国现在的教育为什么出不了“大师”呢？
在占豪看来，中国之所以出不了大师，根本原因有三点：
一是中华文化在近代遭到西方文化的严重冲击和自己的严重破坏。
大师是必须具备足够强大的传统文化底蕴的，西方的大师如此，中国的大师也是如此，历朝历代的大师都是如此。但是，由于中国的落后，近代中华文化遭到了西方文化的严重冲击，同时也遭到了自己人的严重破坏，这个重新整合的过程需要时间。如今，我们仍处于整合自身文化基础和融合西方文化的进程当中。在这样的过程中，大多数时候我们是补差距，要真正培养出大师，还需要时间积累。
二、中国引进的“苏式”教育确有束缚人思维的地方。
我们知道，当前中国整体的教育模式仍是从苏联引进的“苏式”教育，这种教育在某种程度上对孩子的思维具有约束性作用。譬如，学习语文，就必须按照教案的中心思想去学习。这种教育，在进行普及教育方面具有优势，现代的教育机制犹如工业化时代的作业工厂，能培养出相对较为一致的工业化人才。但是，这种机制却容易让人丧失个性的创造力。在这方面，我们缺少相应的自由度，思想解放得仍然不够。
三是中国的基础教育因应试因素导致文化底子培养的缺失。
我们知道，我们的教育从学龄前就开始强调“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到了小学，为小升初就要开始去进行各种学业科目的补习;到了初中、高中，学习压力更大，补习更多，这让孩子几乎没有时间再去发展别的爱好和天赋。
这么做的结果是什么呢？本该在幼年和少年时期进行的，需要扎扎实实缓慢打地基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的培养和教育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应试。这么做的结果，必然影响孩子未来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境界，必然会影响他们看待社会的高度、角度、广度和深度。大师，首先要有境界，能够超脱于现实而看现实，超脱于专业来看专业，超脱于细节来看细节······可现状恰恰相反，我们今天培养出的人，往往是就现实而看现实，就专业而看专业，就细节而看细节······思想不能充分解放，境界不能真正提升，又如何能出现真正的“大师”？
中国式教育改革该改什么？
中国式教育不是没有优势，相比西方式教育，中国式教育有自身特点和优势。中国的崛起以及中国高质量人才的增长速度，正在让西方反思这些年自己教育方面的失败，很多国家也开始注意到并开始学习中国式教育。同样是中学生，很多西方发达国家只安排半天课，也少有课外作业，大量的时间都在玩。西方的中小学生在基础教育方面与中国的确有很大差距。哪怕到大学本科阶段，西方的大部分学科教育水平整体也不如中国。据《新闻晨报》今年3月报道，距离率领英国教育代表团到上海学校“取经”不到一个月，英国教育和儿童事务部副部长莉兹·特鲁斯又于12日宣布与中方达成一项新合作项目，内容包括60名上海教师将赴英国，帮助当地学校提高数学教学水平。
西方教育是一无是处吗？自然不是，相比中国，西方在很多教育领域都保持领先地位，这一点我们毋庸置疑也毋庸讳言。那么，西方教育强在哪呢？强在其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研究生的教育，说白了就是强在他们的科研机构。由于西方经济发达，科研经费足，技术和文化积累也都很深，所以在尖端教育和科研方面，我们的确需要向西方学习，这没什么可说的，差距就是差距，要缩小这些差距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那么，我们就中国式教育应该做哪些改进呢？个人认为，应该重点修正如下几个方面：
一、少年儿童的基础教育要重德行、天赋和心性教育。
现代中国之前的中国教育，从6岁到8岁入学开始，先学的不是各种各样的功课，而是“洒扫、应对”。所谓“洒扫、应对”，就是扫地擦桌子这种小事，然后就是怎么和老师、长辈以及同辈交往、相处，日常中应该如何有分寸、有度地去处理这些关系。说白了，这个世界就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学习这些，正是安身立命的根本。但这些，我们现在是缺失的，我们现代教育很多人到了成年都不懂的这些。
我们现在的教育属于工厂化的“产品式”教育，出来的“产品”共性多，个性少，天赋发展得远远不够，在心性教育上更是缺失。工厂化的教育有什么好处？普及基础教育来得快、效率高;坏处是，压抑了个性，遏制了天赋，对心性成长关心和关注不够。未来，我们如何在现有“工厂化”的基础教育体制上，能更好地推动个人天赋的发展，更好地张扬个性的正能量，同时还能兼顾青少年的心性成长，应该是我们重点研究的领域。
二、青少年应在应试教育基础上增加社会实践教育。
看动物世界，我们看到动物们赖以生存的各种本领都是在成年之前学会的，成年之后基本就靠这些赖以生存了。我们人类的成长期更长，这给了我们更多的学习时间，这是我们人类的优势，但成年之后的学习能力相比成年之前仍然有很大差距。
人是社会人，人生毕竟不是为了考试，我们应该在成年之前参与更多社会实践，从而更加适应社会的发展。现在问题是，我们的教学在理论方面下了很多功夫，但在实践方面做得远远不够，这是为什么今天很多大学生到了大学不知道自己该如何管理自己，不知道如何发展的原因。莫说在大学，很多人哪怕到了社会上，依然如此。
我们不能因为理论知识的学习而弱化了社会实践的学习，否则青少年的学习时间过去了，可能一些对社会的认知机会就彻底失去了。老师是传道、授业和解惑，老师在学校向学生除了传授理论知识外，还应传授社会实践方面的知识。同时，学生应该更紧密地和社会实践联系在一起，让学生更早地和社会进行能量信息交换，从而提升青少年对社会的认知以及个人的持续发展能力。
三、中国应吸收和改进中国历史上的精英教育经验。
中国古代的教育很有特点，是非常典型的精英教育模式。譬如，从青少年就开始规定了必读的思想类书目，在掌握了这些书目之后就是学习各个领域的专攻技能。譬如，中国周朝的贵族教育就是必须掌握“六艺”。所谓“六艺”，就是礼、乐、射、御、书、数。再后来，如家要求学子们必须熟读《六经》。
为什么要从年轻时就掌握这些？因为这些是“经”。人生必须有“经”方能立人、立德、立思、立论，才能据此发展自己的“纬”。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必须先学“哲学”，先将思想境界搞上去，到成年再搞各个门类的研究就容易多了。古代人们将这些思想之学叫“道学”，而将各种技能称为“术学”。有道方能驾驭术，没有足够高的思想境界，如何在术的领域达到巅峰和顶级？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这样一种感受，那就是如果能听高人讲些思想感悟方面的东西，当自己开悟一些，个人为人处事能力或专业能力就会提升。可是，反观今天的教育，我们过多地注重“术”的教育，对“道”的教育极其缺乏。这种教育方式在青少年时期容易见到成效，但到了成年往往会遇到难以突破的瓶颈，很多各行各界的牛人，就是突破不了思想瓶颈，结果也只能停留在某个领域的权威或精英层面，无法到达“大师”的层面。
所以，我们如果能吸收我国古代的那些精英教育方式的精华部分，融入到现代的教育当中，或许在教育领域就能形成新的突破，中华文化就能迎来真正的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