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士们、先生们：
咱们今天下午的活动内容是逛胡同和参观四合院。胡同和四合院是历史上北京城的有机体，是组成社会的细胞，是老北京人休养生息、繁衍发展的地方，是北京城历史演进的有力见证。我们想真正了解北京人的生活，就得钻胡同，串四合院。
为了大家在游览中增加情趣，现在利用乘车的时间，向大家介绍一些有关胡同和四合院的知识。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千万不可小看北京的胡同和四合院，更不能把它们看成是仅供人们栖身住宿的地方。如果听我稍加讲解，就可发现，原来北京的胡同和四合院蕴藏着如此丰富的中华文化内涵!我先介绍一些有关“胡同”的知识。
北京城内的胡同与繁华的大街比起来，是有些不起眼，但是据专家们考证，明朝就有人对胡同进行研究了，至今已有五六百年的研究史。胡同的写法明朝与现在不同，是将“胡同”二字，分别夹在“行”字的中间，如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出版的《京师五城坊巷衚衕集》中的“衚衕”二字，就是典型的早期文献证明。
历代众多的专家们曾从多角度对“胡同”一词进行考证，有的从音韵学角度，有的从字形发展角度，有的从方言角度......最后较集中的成果认为“胡同”一词原是蒙古语。20世纪40年代出版的《北京地名志》载，在蒙古，比村稍大的部落叫胡同。也有专家说，胡同是蒙古语中“浩特”的音译。浩特即城填，包括胡同。
原内蒙古大学副校长张清常先生的考证是较有说服力的。他认为胡同是蒙古语“hottog”的音译，是水井的意思，有人译作“霍多”或“忽洞”，现在内蒙古仍有以此音命名的地方，如赛音忽洞(好井)、乌克忽洞(死井)、哈业忽洞(双井)等。北京地区一向以水井为中心，分布居民。
胡同一词既然来源于蒙古语，那么蒙古人统治北京地区的元大都时期，这个词有可能就出现了。果然，人们在元杂剧中发现了“胡同”一词。元代大戏曲家王实甫的《歌舞丽春室》杂剧中，就有“恰便似锦胡同”的唱词，在其他的元杂剧中也有类似发现，如“辞别了老母，俺串胡同去来”(《孟母三移》)、“我家住在砖塔胡同”(《沙门岛张生煮海》)......戏中的砖塔胡同即现在西四丁字街南有座七级砖塔的那条胡同。
既然元代才出现胡同这个词，而北京却是一座具有三千多年历史的古城，人们可能会问，元代以前，北京地区的街巷叫什么呢?回答很简单，那时的北京地区是按古代传下来的旧制，叫做街、巷、坊、里等。这一点从宣武区的地名中可得到证实，因为宣武区的历史早于内城，换句话说是先有宣武区(古蓟城)，后有内城区(元大都)，所以宣武区中现在叫胡同的地名相对要少，而坊、巷、里、街等为地名的较多，如南横街、白纸坊、华康里、清泉巷等。
一些外地朋友或外国客人对北京五花八门的胡同名称表示不可思议，耳朵眼、椅子背、豆芽菜、象鼻子坑、焖葫芦罐、石老娘、王寡妇、大脚、臭皮等，都是胡同名，令人不得要领，不如其他的大城市，如上海、天津等，用地名或事件作为该市地名，或称道，或称路，让人一目了然。其实北京的地名也是有其内在联系的，只是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罢了。如果稍加分析，不难发现，北京的这些地名都与人们的生活或社会现象有关。之所以人们觉得它们如此五花八门、杂乱无章，主要是因为这些名称出现的时间有先后，社会现象复杂造成的。总的来说，北京的这些胡同名称是自然形成的，并非出于行政命令，统一规划，而且是源于生活。
公元13世纪的1267年至1285年，用18年的时间，在当时的辽、金旧城(今宣武区)东北方城外，建了一座新城，即现在的北京市区的前身元大都城。《马可.波罗游记》的作者是亲临元大都城的意大利人。他在游记中说，大都城内街巷笔直，城门可以通过街道互相望见。大街的两旁是房屋、商店。全城街巷规划整齐，犹如一大棋盘......马可.波罗 的记述应是较为客观的。元大都的出现，不是改造的旧城，而是从零开始新建的，这样便于实现人们的理想设计和建筑规划。新城市出现之后，街巷、建筑完备了，为后来的北京城奠定了基础，但是除大街主干道的名称之外，其他一些小支干或胡同的名称并未随之而来，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出现的。
新城出现了，胡同建好了，但是人们最初住在里面并不一定感到多惬意，由于没有胡同名称，起码串亲访友找起人来不方便，想告诉亲友自己的住处，只能描述一番，或是用知名的人、醒目的建筑为代表，代替自己的住址。如，我家住在住着黄兽医的那条胡同里、我家住在像喇叭口的那条胡同里、我家住在像马勺的那条胡同里、我家住在有菜厂的那条胡同里......久之，便出现了黄兽医胡同、喇叭口胡同、马勺胡同、菜厂胡同......胡同、街巷名称不仅是源于生活自然形成，而且是社会现象的反映，透过胡同名称还可了解到当时的社会。
通过地名可知道许多当时的社会现象。当年以庙宇为地名的街巷有80多处，如嵩祝寺胡同等可以断定北京城内有许多佛教信徒;北京城当时是一座典型的消费城市，没有大工业，只有服务于人们生活的手工业作坊，如沙锅刘胡同、沈篦子胡同、麻线胡同、笤帚胡同等都是当年为人们制作生活必需品的作坊而后名为胡同;北京人讲究吃，以食品为胡同名称就是见证，有麻花胡同、面茶胡同、熟肉胡同、炒豆胡同等;封建社会的人对帽子很重视，反映到地名上的就是草帽胡同、宗帽胡同、巾帽胡同、李纱帽胡同、纱帽翅胡同等;封建社会的衙署警卫驻防也反映到地名上，如分司厅胡同、察院胡同、按院胡同等，还有一些没有产品，只提供服务的城市行业，也是当时社会的必然产物，反映到地名上有洗染业的魏染胡同，以骟马、阉猪为业的骟马胡同，管接生的石老娘胡同，管殡葬的棺材胡同，火匣子胡同，红房胡同等......由此可见，胡同名称，也是社会学的一部分。
一般来说，地名一旦形成人们口头代代延传，便改动不易。有些地名自元代出现一直叫到现在也没有改变，如前面提到的砖塔胡同、王府井西侧的菜厂胡同、钟楼前面的沙拉胡同等。沙拉是蒙古语珊瑚的意思，清代曾音译叫舒噜，今仍叫沙拉。有些元代的地名或城门，明代就已改名了，可是一些老人仍叫旧名，如元代的齐化门、平则门、顺承门，明代已改名为朝阳门、阜成门、宣武门，一直到北京解放前还叫着旧名称，可见其生命力之大。
随着社会的发展，旧事物总是要更新的，地名也不例外。有些原因，地名非改不可。促使改变地名的首先是社会原因。19XX年八国联军进京使许多建筑不存在了，事后出现新建筑、新街巷，改变了原来的布局，只好改名，封建王朝被推翻后，帝制改成了民国，而且出现了新的政府机关，于是有3000多条街巷改了名，如张皇亲胡同改为尚勤胡同，石大人胡同改为外交部街等;1966年，全国人民面临一场大灾难，街巷名称亦是“四旧”之一，自然在“横扫”之列，要在街巷名称上“打出一个红彤彤的世界来”，于是出现了红日路(北新桥)、红云路(新街口)、红旗路(崇内大街)、东方红路(出现了三条)。用总路线路、大跃进路、人民公社路等取代了原来的所谓有封建烙印的街巷名称。老北京中的旧胡同一律改为红心里、永红胡同、红卫胡同等等，加上了红字就成了革命地名，连很小的耳朵眼胡同也改成了“红到底”胡同......
还有一个需要改名的原因，就是重名问题。胡同名称既然是自然形成的，难免有“不约而同”之例。据1944出版的《北京地名志》记载，北京有扁担胡同16条，井儿胡同14条，花枝胡同11条，口袋胡同11条，箭杆胡同7条，堂子胡同7条等等，北京城区重名的胡同有600多条。重名问题，在旧社会时矛盾不太明显。那时人口少，居民不大搬家，有的房屋一住就是一辈子，甚至几辈子，找人还算方便。新中国成立后就不成了，本市与外界联系剧增，外地人口进京者成为洪流，找人、办事、通讯，都因地名相同而产生极大的不便，必须加以科学的归纳、整理和改动。
改名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鲁迅先生说的“言不雅训”，即听起来不好听。有些胡同在取名初期就不雅了，如裤裆胡同、母猪胡同、屎壳螂胡同、狗尾巴胡同等等。这些不雅的胡同名称，老百姓也有改名的要求。
地名如何改动是一个科学问题。有些地名既然非改不可，就必须用科学的态度来对待。经过历史检验实践证明，改动地名的原则是态度慎重、群众接受、尊重历史、拉香盖臭、利用谐音。
文革期间，草率行事，用行政命令手段把少数人的意愿强加于人，也是行不通的。例如东城交道口南大街西侧有横排并列的菊儿胡同、秦老胡同、前、后圆恩寺、棉花胡同等九条胡同，文革期间一道命令旧名全部取消，改为由南向北排的“大跃进一至九条”。人们尚未习惯，以一道命令改为由北向南排的“交南一至九条”。改名不采取慎重态度，群众不能接受，现在又恢复了旧名，广大群众又感到方便了。
用谐音改动旧地名是个很好的方法。因为旧社会老百姓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大多靠口头流传地名，用谐音改变旧名能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同时结合“拉香盖臭”的原则，是极为成功的举措。如母猪胡同改为墨竹胡同;裤裆胡同改为库藏胡同;狗尾(间yi)巴胡同改为高义伯胡同;屎壳螂胡同改为时刻亮胡同;大脚、小脚胡同改为大教、晓教胡同;张秃子胡同改为长图治胡同等等，有些胡同旧名不一定臭，只是含义不尽如人意，如吊打胡同，因为谁也不愿意让人吊起来打一顿，故也用上述原则改为孝达胡同......
通过地名研究，知道了北京地名的复杂性。北京的胡同到底有多少呢?这又是一个不好回答的问题，因为胡同的数目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的。老北京人曾说，“北京的胡同大的有三百六，小的赛牛毛”。这种说法中的大胡同三百六，其根据可能是指《析津志》中所载元代的“火巷”三百八十四条而言，至于“赛牛毛”肯定是数不清的意思了。经过诸多专家的考证，目前已有了一个大约的估数的比例。
元代按《析津志》记载，大都城内有火巷和胡同共400多条;
明代按张爵的《京师五城坊巷衚衕集》记载，北京城内有街巷1170条，其中胡同459条;
清代按朱一新的《京师坊巷志稿》记载，北京城内有街巷XX条左右，其中胡同960条;
民国时期，按观光局在《北平指南》上公布的北京内外城，共有街巷2500条左右;
新中国成立初期，按《北京导游基础》记载，当时北京有街巷2550多条;
1987年出版的《实用北京街巷指南》中公布北京市区及近郊区有街巷3600条;
1989年，张清常先生统计，在《再说胡同》一文中公布，说北京市区和郊区共有街巷6029条，其中胡同1320条。
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城发展突飞猛进，市区扩大了，原先的市区仅以城墙为界(现在的二环路)，如今的四个城区比原来大了约三分之一。新建的居民区多称“里”，这是我国先秦时就用的居民点的称谓，一般不再用巷和胡同，而在“里”内又加用“条”。可见，就北京而言，胡同的名称增加的可能性不大了，但是它的影响却不容忽视，因为它的历史源远流长。现在研究它的专家大有人在，而且有许多专著问世，如《胡同及其他》、《北京的大街小巷》、《北京的地名漫谈》、《北京街巷地名趣谈》、《北京街巷胡同漫谈》、《北京市街巷名称录》、《实用北京街巷指南》等。
通过上述的讲解，大家对北京的街巷胡同有了一些了解，组成这些街巷胡同的基本单位是建筑和民宅。老北京的住宅是四合院。四合院有其独特格局和等级。
我国的四合院式的建筑，据文字记载，至迟汉代已趋于完善，唐宋时期广为流行，不过北京的标准四合院却是始于12世纪的元大都时期。按《北京导游基础》介绍，新建的城市之内按设计规制有大街、小街、火巷、主干道和派生小道(胡同)等，并按贵戚、功臣、赀高(富户)、居职(官员)的等级分土地。百姓们须等“人物”们把好地占毕之后，方可“作室”。当时规定以八亩地为一份，全城规划出五十大块，为居住区的五十坊。每大块内分若干小块，作为房基地。城内主干道多以南北走向为多，所以派生出来的胡同都是东西走向的。小街与小街之间的七十多米的跨度中分布着各种类型的四合院。一般四合院的宅院坐北朝南，街门开在全宅的东南角。几进院落之后，在另一条小街的路南，即为本宅的后门。如果是中小型宅院，路南也为正门，但其方位在全宅院的西北角。宅内的“正房”仍是坐北朝南。具体形式和格局，等一会儿参观时再介绍。
四合院封闭性强，关起街门便与世隔绝，极适合一个家庭生活。院内的房室结构与庭院空间相结合，使居住者在有限之地内，却有空间扩大的感觉，而且在设计上符合“前堂后寝”的礼制。四合院内的房子有正房、厢房、耳房、倒茶房的分别，极适合一个家族中的尊卑长幼等级住房。家族之外的仆役人等的住房各得其所，主人招呼远近适宜，非常方便。庭院内多植树木、花卉、葡萄架、藤萝架等，花木扶疏，令居者赏心悦目。这种格局，在有尊卑之分的封建时代，对家族来说称得上是一种享受。
咱们的旅游车就要到北海后门了。下汽车之后，换乘人力三轮车，在串胡同、看景观、参观四合院的过程中，大家可充分体会北京人的市井生活。
女士们、先生们，咱们现在走的三条相连的弧形小街叫三座桥胡同、龙头井街和柳荫街。这几条胡同中蕴藏着北京历史的丰富内涵。
八百年前的元大都时期，现在的前海和后海是连在一起的牛角湾形的大水域，称积水潭，是南方来船的水运码头。在前后海之间，有一条弧形的月牙河相连。水域围成的丘陵地带景致颇佳，逐渐建筑增多形成风景区。月牙河上有月桥、板桥、清水桥，俗称三座桥。后来水域缩小，月河不见，形成街巷，就是我们刚才走过的三座桥胡同。
与三座桥胡同相连接的弧形斜街叫龙头井街。据说原来街内有一眼水井叫人头井，一年大旱，滴水如金，但人头井中之水却一直很旺。有人见井中有龙头晃动。消息传开，街南的原来香火不盛的古庙，改祀龙王，一下子香火大盛起来，人头井也改叫龙头井。有人问井中真有龙头吗?有!只不过不是活动的龙头，而是庙殿顶上的鸱吻倒映在水里，随着水纹的波动，形成龙头而已。古庙现已无存，据说街口的古槐就是当初古刹的遗物。br> 与龙头井街北口相接的叫柳荫街。这条街名是新中国建国之后才出现的。这里原是月牙河的一段河道，由于风景优美，历史上许多达官显贵在这里营建居室别墅。有的虽然现已无存，但文献中的记载颇为详细。
月牙河又称玉河，沿河建筑最早的官邸属明朝天顺年间的状元李东阳的府第，由于后来晋升为文渊阁大学士，故人称李阁老。李东阳又名西涯，故其宅第门额题“西涯”。今已湮没，再一位有名的人物是明弘治年间的太监李广，不仅在月牙河畔建了自己的住宅，还引玉河水绕宅一周，在河的北端建了一座桥梁名李广桥，桥名至今犹存。还有康熙年间没有参加殿试却被恩赐头名状元的大才子蒋廷锡。他的别墅在月牙河畔，门额题“秀笔蓬壶”。《水曹清暇录》中对他的赐第记载颇详，描写非常优美。还有乾隆年间的状元、蒙古正黄旗人法式善，他的住宅也坐落在月牙河畔，号称“一亩之宫”。他在这里著述颇丰，像研究清史极有价值的《清宫述闻》、《槐厅笔记》、《存素室稿》等，均脱稿于此。
除上述之外，月牙河畔还有两处知名府第，即权相和珅宅和和孝公主府。和珅宅后来先改为庆王府，又于1852年改为恭王府，即奕訢的王府。
直到新中国建立之前，月牙河年久失修，垃圾滞塞，成了一条臭水沟。新中国成立后，运走了垃圾，拆除了残桥，把臭水沟改为暗沟。上面铺成柏油路，路侧种草栽花，广植垂柳。由于高柳摇窗、碧绿成荫，于是人们把这条新街命名为“柳荫街”。1983年xx副主席徐向前题词“柳荫军民文明街”。随后在街上又叠石、建亭、设椅、塑像，犹如一座街心公园。就是现在咱们走的这条街道。
(银锭桥胡同)
当时月河与后海相连的桥名李广桥，所以现在大家向东行的“后海南沿”，当初叫李广桥东街。街的东端，即银锭桥。这是一座形如银锭的小桥，是前海与后海的分界桥。站在桥上西望，只见两岸柳枝拂水，远处西山如黛，闹市之中，突现此景，不免令人神怡。故此这里有“燕京外八景”之一的“银锭观山”的美称。顺便说一下，原来桥拱高突，极像大元宝，故名银锭桥。新中国成立之后，为了方便行人和车辆，将桥拱降低，接近平桥式，虽然银锭的形状显逊色了，但交通方便了。
(后海北沿)
过了银锭桥左转向西仍是沿着后海走，但这是后海的北沿了。走不了多远，来到了一条向北的小胡同，叫甘露胡同，以前叫甘水桥胡同。小胡同的西侧是卫生部和宋庆龄故居。这里在清代是醇亲王府。第二代醇亲王载沣是宣统皇帝的父亲，曾“摄政监国”三年，故这里又曾称摄政王府。宋庆龄故居可以参观游览。由于王府不属四合院范畴，故本文从略。
有一件与此地有关的历史事件顺便说一下。清末辛亥革命风起云涌的19XX年，有些“革命勇士”曾有炸死摄政王载沣的暗杀计划，参加人员有汪精卫等人。有的记载说，他们的炸弹埋在银锭桥下，由于做事不密，炸弹也没响，而汪精卫被擒先判死刑，后必监禁，武昌起义的获释。经考证，埋炸弹的地方应是甘水桥而不是银锭桥。首先银锭桥下有水，不能埋炸弹，其次载沣上朝也走不着银锭桥，而甘水桥正是他的必经之路，况且桥下无水，正好埋炸弹。此项计划若是成功了对革命也起不了多大作用，但毕竟是一项“革命行动”吧。有人吧曰，如果汪精卫在此次事件中身死，他便是一位革命勇士，只是因为他没死，而成了臭名昭著的汉奸。
(鸦儿胡同、广化寺)
走过甘水桥胡同，向东回转，走的这条胡同叫鸦儿胡同。北京城有一类的胡同名是以鸟类命名的。如鸦儿胡同、大翔凤胡同及里边小翔凤胡同，都属这一类，只不过乌鸦和凤凰在品位上相差悬殊些罢了。鸦儿胡同31号是广化寺，寺内是北京佛教协会，北京佛教音乐团的所在地。据古碑记载，该寺最早建于元代，占地13800平方米，寺分五路，规模较大，明、清两代都曾大修，宣统年间(19XX年)曾在此建京师图书馆，1946年又在此创建广化小学。从寺的规模和布局来看，这是座典型的汉化佛寺。
顺便说一下，鸦儿胡同东部北转的小胡同叫“侯位”胡同，听其名，是有“封侯之位”的地方。其实，以前的原名叫“猴尾巴”胡同改，这是前边说的改名用谐音典型的“拉香盖臭”的一类。
(鼓楼西大街)
穿过鸦儿胡同来到鼓楼西大街。以前这条大街分三段，有三个名称。最西段叫果子市大街，中段叫甘水桥大街，东段才叫鼓楼西大街。大街东口即是旧时北京内城的报时中心---鼓楼。
(鼓楼)
鼓楼高46.7米，东券门内有南北倾斜呈45度角的楼梯60级，然后西转又有45度角的楼梯9级，共69级达二楼。楼上现有 报时鼓三面，当中一面是19XX年被八国联军破坏的原鼓原样。其他两面是1987年6月复制的，由于鼓大，对牛皮选择极严。这两面是从500余张牛皮中精选出来的。除报时鼓之外，楼上还有最早的报时器铜壶滴漏。底层还有一块“麒麟碑”。
该碑虽非鼓楼之物，由于它原是明代仇鸾府前的石影壁，后来仇鸾事败，影壁埋于地下。清末出土，移置鼓楼，其文物价值及石刻艺术价值极高。
(地安门外大街)
出了鼓楼向南走，现名地安门外大街(南边叫地安门内大街)。明代这条大街叫“鼓楼下大街”，清代鼓楼大街。
(烟袋斜街)
在地安门外大街走不多远大家向西转进烟袋斜街。这是一条旧北京时代典型的商业街。因为鼓楼前一带地区在全城来说是数得着的繁华地区，有“东四、西四、鼓楼前”的民谚为证。这条街旧时曾以卖烟袋、烟草、鼻烟闻名过，至于“斜街”之意，正是这条街的形象特点。北京城的街巷基本上平直，取正，凡有倾斜之街巷大多以“斜街”附带于街名上。北京斜街的产生多与水域、河道有关。因为水域和河道都是弯曲倾斜自然形成的，所以凡傍水之街巷皆为斜街。烟袋斜街的南边还有白米斜街。一在前海东北角，一在前海东南角，所以一条斜向西北，一条斜向西南。北京其他地方的斜街，大都如此。
(数条胡同连索)
咱们三轮车连续串游胡同，现在进的叫北官房胡同，然后是大、小金丝胡同，面官房胡同、前海北沿、前海西沿回到北海后门。在这几条胡同当中，将根据时间，安排大家参观四合院。
(标准四合院)
在现在的普通居民胡同里想找出一座没经过改造的标准四合院是不容易了。现在只好选择一处格局尚属标准，虽已改造过但无伤大局的四合院，根据现实再讲述原状。
如果按标准四合院设计，占地面积需40平方丈，即5丈(约16.5米)宽，8丈(26米)长的一块矩形面积(436平方米)就够了。正如大家看到的这座坐北朝南的四合院，临街五大间，每间一丈(3.3米)，一溜砖墙。最东头的一间是大门，开在全宅院的东南角，即八卦的“巽”位上，是最吉的方位。四合院的街门有数种，其中“广亮大门”的等级最高级，即大门的门扇装在中柱缝(脊檩缝)处，门框用抱鼓石门枕。还有一种叫“如意门”，门扇装在檐柱处，门框处也有门墩;至于没有门屋只有随墙门楼的是更低一等的了。大家现在看到的是如意门，虽有门屋，但门扇外面无大空间，不像“广亮大门”，门扇之外约有半间房大小的空地。
(外院)
进街门后，大家迎面看到的是一座磨砖的影壁墙，这是紧贴东厢房的南山墙砌的装饰性建筑。门洞中左侧的小门是门房(传达室)的屋门，占一间房。在影壁前左拐，穿过一个圆形月亮门，就到南房的窗前，即外院。外院只见“倒座房”南房三间，中间一间开门，应是“一明两暗”，实际上门内只两间，东间是墙，墙那边是门房。对着东边的月亮门，西边也有一个同样的门，里边是一丈见方的小院，是南房最西头一间的外面，原来不开屋门，是与南房内相连的。现在经过改造，不仅月亮门没有了，而且开了房门，成为一个居室。
(垂花门、正院)
正对南屋屋门，通向里院的是“垂花门”，门左右两侧有短墙相连，一直接在东西两边的圆月亮门上。此即所谓“一宅分两院”的分界线。大家看，所谓垂花门，就是以小间起脊的房屋为门楼，前檐雕梁有木制花棂，左右棂框下垂的端部有花雕，故叫垂花门。当初进垂花门，看不见里院，因为正面和左面都被木板挡住，只有右手不装木板是通道，平时出入。只有过年或迎贵宾时才打开当中的木板屏风。现在这些遮挡全拆除了，故不再影响视线。
站在垂花门内台阶下向正院观望，全院约八九平方丈，正房即北房三大间，东西厢房各三间。如果只有北房有廊子，那便在北屋左右马头和东西屋山墙之间各有一个外院相同的月亮门。如果东西厢房也有廊子，则在厢房廊子的北端山墙上开一个小门，与北房相接，这便是钻山廊。现在大家看到的正房也没有廊子，其实不是没有，而是改造过了。为了加大居室面积，将“前脸”往外推到了檐檩处，原来的廊子就没有了。
(正房)
正房三间，是全院的最高大建筑，是全家族长辈居住的房间。大家注意，三间正房的东西山墙的月亮门内，还各隐藏着一个与外院相同的约1平方丈的小院，小院内各有一间小北屋子，与正房相比，显得矮小多了。这就是所谓“三正两耳”。其实正房按占地面积算，完全可以盖四大间，不要小耳房。那是不行的，因为按“规定”正房只能盖成三、五、七的单数，不可以盖成偶数，那属于“四六不成材”。
(不标准的四合院)
由于占地面积、经济条件等的不同，地皮不可能方正大小尽随人意，也可能这边多一块，那边少一块。如耳房盖二小间，或是另盖一个小跨院等。尤其是小跨院的布局，虽然不在标准的范畴之内，却是更增加了“庭院深几许”的情趣。
如果经济条件允许，在标准四合院的基本布局上，可扩展到大四合院，如大家去过的四川饭店，就是一处正房七间，又有抄手穿山游廊的华丽大四合院。
与华丽相反，还有简陋四合院，用烂砖砌墙、榆柳杂木做屋架，显得简陋多了。有的院落没有南房，就称为三合院。像这样的四合院或三合院，在大家串过的这些小胡同中是比较多的。
(王府不是四合院)
有人说王府是座大四合院。此说不确，因为王府是“官式建筑”范畴不同于民宅，有严格的等级规定，如开门、墙高、台阶、窗楼、屋脊、殿顶等都有“法式”，不可便通，否则叫“逾制”，是犯法的。
四合院是极其精美、华丽的，但由于某种原因，如地皮面积所限，所建院落虽不大，但极精美。在“小而精”的要求下所建的院落，虽然狭隘，在工料上却十分考究，墙壁磨砖对缝，精镂的砖雕，灵巧的影壁，出檐的后墙。院内同样花木扶疏摆设着鱼缸、盆景，令人赏心悦目，心旷神怡。
现在咱们又回到北海后门了，请大家上汽车，回饭店。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城市建设的速度加快，北京的四合院已不适合社会要求了。现在的北京人口比旧京时代成十数倍地增长，地皮没扩大，房屋要增多，只能向高处发展了。那么四合院在北京有了数百年的历史，为城市的发展做出过贡献，不能一下子就消灭了吧。是的，不全消灭，也不会再建新四合院了，只能把有些现状较好，有典型意义的增加些保护措施，以文物的形式保留下来。北京的决策者们正在做着这方面的工作。决策者们将需要保护的街巷，划分出25片文化区。在这些保护片区中不许大拆大建，只能在原风貌基础上进行改造。大家可曾知道，我们为什么选择什刹海这个地区，来让大家游览吗?其实大家也看到了，这里景观多样，有山，有水，有古建，有庙宇，有胡同，有王公府第等。北京市政府精心保护的25片文化区中，什刹海地区是最大的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