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读到“我醉欲眠君且去”时，总忍不住会心一笑。
能说出这种话的唯有李白，如无赖童子。也只有他能在五花马、千金裘中毅然褪去俗世污浊，以“呼儿将出换美酒”的“天真”姿态超拔脱身。
放眼现今，这种与自我的重逢似乎更为难得。
在这个“矮人时代”，作家们为了金钱名利正纷纷缩小身躯钻向社会的塔尖。学者蔡益怀痛心道：“我们的文学正在变质为‘文学关系学’。”的确，文学市场早已不是一块净土——虚假、浮躁正在替代真诚、肃穆，多的是模仿、夸张、捆扎……更少不了作家相互的追捧。
古语谓“言为心声”，一部优秀的作品应充分体现作者个人对世事的独特认知。无论是对消逝的传统之美的缅怀，还是对社会人性道德的反思……真正的作品以一种有力的姿态引导读者的价值选择，通过感性和理性的双重感召，给予读者审美意趣及一种灵魂相通的震颤。
而反观如今的文学市场，正充斥着过度包装、过度整容后的时代分泌物。为迎合世俗，作品中四处兜售廉价感情的渣滓，而一些看似深刻的时评不过是乱语、戏语，是试图用玩笑来化解肤浅的尴尬。偶有出彩也不过是拾人牙慧，人云亦云中已不见作品的灵性与原生的美。
另一方面，作家本身也在退守自我的阵地。作家内心本应该充满了对文字的尊重和爱惜，他们能安坐于书桌前，以笔为利刃，划开社会的浓雾。他们不安于肤浅，不断自我叩问，从日常体验深入到生命本质。
但现在的一些作家更热衷于在镁光灯下抛头露面，他们乐意构建自我的多重身份以便在商业大潮中稳住颗跟。作家的这一行为无疑是将自我矮化成了行为艺术者，把写作当成了一场闹剧。作家对自我价值的错误界定导致这一职业圣洁的光辉正在消退，这令人唏嘘不已。
作品和作家“自我意识”的同时流失代表了文学质量的滑坡。作家作为最常接触内心的一类人，更有责任和义务与那个磊落而纯真的自我重逢。
作家要想挣脱世俗枷锁皈依初心，关键在于拥有重审自我灵魂的勇气和自医精神，更要多些耐心去进行一种纯粹的心灵创作。
上世纪80年代余秋雨先生曾连续出版数十部研究中国文化的著作，在社会上激起热烈反响，被各大学聘以重任。后来他却毅然辞去一切职务，因为他受到陶渊明“田园将芜，胡不归？”的精神召唤，惊觉自己在名利的熏染下于写作上懈怠了太久。转身后他考察了中华文明诸多埋没的遗址，以一种更为热烈的姿态回归，继续了那场暂时中断的自我与文化的交汇。
是的，或许现代作家们都因为这样一份号召才能迷途知返，那个本我才又会闪烁在字里行间，展示着文学的大美。
好的作家永远在坚守自我的路上，只要愿意，总会与自我重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