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我国几大城市都在讨论准入制度，以便把“低素质”的人排除在城市之外，以维持其良好的社会秩序，准入制度的提出是有其现实背景的，这个背景就是城市治安的恶化。有人认为外来闲杂人员是造成城市居民缺乏安全感的罪魁祸首。可是这种变相的户籍制度和市场经济有着根本的冲突。经济学家们早就发现，在一场经济博弈中，当那些追求最大利益的博弈者们知道这场博弈是不断重复的交易或游戏时，当他们对其他博弈者过去的表现都相当了解时，当博弈人数有限时，他们之间就喜欢合作。
我们过去说农民老实厚道，特别是那些住在偏远地区的农民就更老实厚道。如今突然把他们称为“低素质”的闲杂人员，说他们是犯罪的根源，原因之一，是他们离开了过去那个面对的生活圈子，来到了谁也不认识的大城市。来无踪去无影，老实厚道已经不符合他们的生存利益。大家要做的都是一锤子买卖，一锤子买卖当然就没有必要信守不断重复的交易或游戏规则，其中个别人偷偷抢抢也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了。
由此可以看出，一个社会的长治久安，就需要社会成员都意识到彼此打交道不是一锤子买卖，意识到他们之间的交易或者游戏要不断重复，彼此要不断增进了解，共处于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圈子”之中。这样，大家即使为了自己的利益，也必须时时顾及到对他人的责任。再简单地说，构成社会基础的是一个共同体或者社区。
英国城市化问题的根本解决，还有赖于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一系列立法，从而逐渐承认工会的权利，保证工人阶级的基本福利，把劳工阶层接纳为城市共同体中体面的一分子。
在城市化中吸收外来人员方面最成功的，还是战后的日本。一位日本官员在20xx年前说了一句话：日本是村庄！高度工业化和城市化也没有打破村庄里那种面对面的社会人际纽带。战后日本给农民的福利非常丰厚，农村的基础教育是世界一流的。在工业化进程中，东京的一个大公司跑到一个村子，一下子把村子里一年毕业的学生全雇下来。这样，村子里一代人集体进城，到了一个公司，有了终身的工作和优厚的福利。他们自然以公司为家，在大都市还和在村子里一样，维持着对共同体的忠诚。
从世界工业化的历史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准入制度不仅无助于解决城市化过程中的治安问题，从长期来看，可能会把治安搞得更坏。城市治安恶化的重要原因，在于外来“闲杂人员”失去了传统的共同体和面对面的人际网络，同时又不能进入新的共同体，并建立新的人际网络。这样的环境自然促使他们在和周围的人打交道时进行一次性的交易。上述各国国情虽然不同，但解决城市化过程中治安问题的根本都是城市的社区接纳外来人员，使他们把城市看做是自己的家园，建立新的共同体的归依感和责任感，自觉约束自己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