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明责任、证明标准和证明评价三种证据法上的制度之间存在着互动与制约的关系,对其中一种制度的操纵,可以影响到另外两种制度的效果。本文是范文大全小编为大家整理的责任证明书范文，仅供参考。
责任证明书范文篇一：
无责任证明
今我司报建海南临高质量安全监督站备案手续，缺少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凭证，我司已正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凭证手续，相关资料还未出来，通过与海南临高质量安全监督站协商，现先做好报建工作，待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凭证办理完成后，再补齐资料。
在此期间，因未办理完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凭证而发生一切事故所需承担法律责任由我司独立承担，与海南临高质量安全监督站无关。
特此证明!
证明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章)
日 期：20xx年x月x日
责任证明书范文篇二：
比较提出证据责任与证明责任
在民事诉讼理论中，证明责任与提出证据责任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这两个名词之间既存在联系又有不同之处。证明责任，又称举证责任，是指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事实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进行证明，当作为裁判基础的法律要件事实在诉讼中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负有举证证明义务的当事人应承担败诉的风险。提出证明责任，是指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为避免败诉危险而向法院提供证据的必要性。
两者之间的联系在于：(1)对负担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来说，承担提出证据的责任是为了避免证明责任在诉讼终结时实际发生;(2)在案件事实发生争议时，负担证明责任的一方当事人在诉讼中负担首先提出证据的责任;(3)两者都是因为有争议的事实发生而存在。也就是说，提出证据责任贯穿整个诉讼过程，当负有证明责任义务的当事人为了避免败诉，必须承担提出证据责任，在存在证明责任分配时，必然同时存在当事人的提出证据责任。
而两者之间的有存在大大的不同：(1)两者发生的原因不同。证明责任的所需要证明的争议事实是处于“真伪不明”的前提下，即原告方提出有说服力的主张，被告方提出实质性的反主张，对争议的事实主张有证明需要，用尽所有程序上许可和可能的证明手段，法官仍不能获得心证，且口头辩论已结束，上述情况仍无法改变。而提出证据责任则是在诉讼过程中只要有争议事实需要证明，当事人就有义务承担此项责任。 (2)能否预先在双方当事人之间分担不同。证明责任可以根据预先设定的标准在双方当事人之间进行合理的分配，我国民事诉讼中证明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应是: 主张权利义务关系成立的当事人，应就权利义务关系成立的各要件事实负证明责任; 对妨碍权利义务关系发生的事实不负证明责任， 而由对方当事人承担; 主张权利义务关系变更或消灭的当事人应就权利义务关系变更或消灭的各要件事实负证明责任， 对于妨碍权利义务关系变更或消灭的事实不负证明责任， 而由对方当事人负证明责任。而提出证据责任由于其并非发生在“特殊”阶段，只是一种普通的诉讼行为，所以既没有必要预先分配，也没有可能离开诉讼的具体情形来预先分配。
(3)责任转移与否不同。证明责任按照实体法的规定或分配证明责任的标准确定归某一方当事人承担后，始终固定于该当事人，不会随着证据的提出转移于对方当事人后者则会在举证过程中发生转移。提出证据责任的转移与败诉危险的暂时转换具有对应关系，由于提出证据责任是当事人为了避免败诉而向法院提供证据，原告和被告在争议事实不利于自己的情况下，努力寻求证据提出证据力求胜诉，所以它随着败诉危险的转移而转移。
(4)能否由双方当事人负担不同。证明责任只能由一方当事人负担，当案件处于真伪不明的情况时，法官需要按实体法或者分配原则将证明责任分配给当事人一方，因为如果让双方当事人对同一案件事实负担证明责任，法官仍然不能获得心证，对案件事实仍然无法查清，证明责任将失去其存在的作用，提出证据责任则有可能由双方当事人负担，即一方负担提供本证的责任，另一方负担提供反证的责任。
证明责任与提出证据责任两者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大体如上所述，同时关于两者的制度在我国立法上都存在不足之处，有待完善。
责任证明书范文篇三：
证明责任分配
证明责任作为裁判规范指示法官在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时如何作出裁判，证明责任(客观证明责任)规范的实质是在案件事实不明的场合，谁最终应当承担不利后果。证明责任分配理论要研究和探讨的正是应当根据什么因素来决定谁应当承担不利后果，以及为什么要由这一方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而不由相对方承担，并且根据这一因素或这些因素来决定谁承担不利后果又是公平、合理和符合理性的。
一、罗马法中的证明责任分配原则
证明责任分配的法则和许多法律原则一样，起源于罗马法。在罗马法初期，人们对证明责任的认识仅限于提供证据的责任，即主观上的证明责任. 法学家们提出了分担举证责任的两条原则：(1)“原告应举证”：“原告不尽举证责任时，应作出被告胜诉的判决”：“原告尽其举证责任时，被告就应以反证推翻原告所提出的证据”。当时，提出这样的证明责任分配原则应当说是比较自然的。因为原告通常是主张权利的一方，主张权利就应当提出权利的事实依据。
(2)“提出主张的人有证明责任。否定的人没有证明责任”(ei incumbit probatio， qui dicit， non qui neget )。“根据事物的性质，否定无须证明(”cum per rerum naturam negantis nulla probation sit )。这一原则源于罗马法中这样的法谚：“肯定者应证明，否定者不应证明(”affirmanti incumbit probatio non neganti)。①这两个原则在实际运用中，并不是恒定为以前一原则为主，后一原则为辅。也有以后一原则为主，前一原则为辅的。差异在于人们对原则的认识不同。因为，这两个原则，前者是从当事人的性质来划分的;后者是从主张者与证明责任的关系上来划分的。
二、证明责任分配两大分类学说
(一)待证事实分类说
待证事实分类说(要证事实分类说)的基本思路是根据要证事实证明的难易，决定证明责任的分配。具体做法是将事实按某种标准加以分类，以明确对哪些事实须承担证明责任，而对哪些事实无须承担证明责任。主要包括了，消极事实说、外界事实说和推定说.
消极事实说(Negativentheorie)是将待证事实分为积极事实说和消极事实说，主张积极事实的人应承担证明责任，主张消极事实的人则不承担证明责任。积极事实即肯定事实，也就是主张存在某种事实。消极事实即否定事实，也就是主张不存在某种事实。主张消极事实说的人认为，积极的事实容易证明，也能够证明。消极事实则不容易证明，也难以证明。例如：主张“没有认可”、“没有注意”、“无过失”、“不作为”、“没有到期”。这一类消极事实就很难证明，强迫主张消极事实的人承担证明责任必然有失公正。消极事实说直接来源于罗马法否定者无须举证的原则。
外界事实说将事实分为外界事实和内界事实两大类，主张外界事实的人应承担证明责任，主张内界事实的人不承担证明责任。因为内界事实的证明是相当困难的。所谓外界事实是指人的五官能体察的事实，如物的大小、颜色、运动方式等等。所谓内界事实指人的心理状态，如知与不知、故意与恶意、真实与虚伪。按照外界事实说的观点，正是由于内界事实是人的内心活动，故难以证明。此说的缺陷虽不多，但却是致命的。人的内心活动通过间接① 有学者在谈到罗马法古老的证明责任分配法则时，也提到了两个基本的成文法则，即“主张者应证明，否定者无需证明”和“从事物的性质上，否定者不应证明”。没有提到原告应举证的原则。(见村上博巳：《证明责任の研究》，新版，第70页，有斐阁，1986。)实际上，村上所谈到上述两个原则实质只是一个原则。
事实仍然能够证明，并非不能证明，而且在双方均主张内界事实时，证明责任如何分担仍然无解。
推定说实际上是消极事实说的进一步补充，该说主张，不能只按照消极事实产积极事实的划分来确定证明责任，还应配合推定才能实现科学的分配。主张没有推定的积极事实或主张有反对推定的消极事实的人应承担证明责任，反之，则不承担证明责任。例如，原告向法院起诉请求被告返还贷款，理由是借贷期届满，对于借贷期届满这一肯定说，如果法院没有规定清偿期届满的推定时，原告就要对该事实举证，有关于清偿届满的推定地须证明.
(二) 法律要件分类说
法律要件分类说都有一个共同点，即主张权利者，应对权利根据的事实举证;对方则应对权利妨碍的事实或权利消灭的事实举证。法律要件分类说是在韦贝尔、贝特曼和赫尔维格等人对消极事实说和推定说进行彻底批判后建立起来的。法律要件分类说的基本法则仍然起源于罗马法注释法学家和德国普通法时代所承认的法则，即“原告应对诉的原因举证，被告应对抗辩事实举证”。主要包括有基础事实说与特别要件说。
基础事实说的分配法则是，各当事人应就各自在诉讼中主张的权利事实基础加以证明。基础事实说之所以在证明责任分配理论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因为这一学说开辟了一种新的思路，是方法论上的一次创新。以后几乎所有的证明责任分配学说都是建立在这一学说的基础之上的。由法国人布瓦西朗德(Boisssonade)起草的日本旧民法证据编中就采用了基础事实说的观点。
特别要件说就是在基础事实说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特别要件说的开山鼻祖是德国的韦贝尔(Weber)。韦贝尔认为：“主张权利存在的人，能够证明该权利的重要事实就足够了，相反，不必证明所有权利共同具有的一般要件。”[9]特别要件说的特色是将实体法上的权利发生、变更、消灭的要件，分为特别要件和一般要件，主张权利存在者，应就权利发生的特别要件事实负证明责任。该权利的一般要件欠缺时，由被告主张并加以证明。主张已发生的权利变更、消灭的，应对主张权利变更、消灭的特别要件事实举证。权利变更、消灭所必须的一般要件事实则由对方举证。
(三)法律要件分类说与待证事实分类说的关系
法律要件分类说与待证事实分类说最大的不同点在于，待证事实分类说把举证的难易作为证明责任分配的决定性因素;法律要件分类说不着眼于举证的难易，而是直接从当事人平等原则和事物的盖然性出发设置证明责任分配的原则。根据当事人平等的思想，当事人在诉讼中处于平等的地位，只有适当地分担责任，才能达到法律实现公平正义的目的。原告和被告都没有必要对全部案件事实予以证明，原告应对权利存在的事实举证，被告应对否定权利存在的事实举证才能实现诉讼的公平。从事物的盖然性考虑，主张法律要件分类说的人认为，世界上任何事物均有其盖然性，对已经发生的事物以“存在不变”为常态，以“消灭变更”为变态。常态为通常的现象，变态为异常的现象。前者为原则，后者为例外。如果让原告就权利存在以及权利变更、消灭的一切要件事实均加以证明的话，原告胜诉的可能性就极少，不利于保护私权。因此，原告仅对权利存在的要件事实举证，被告只就权利消灭、变更的要件事实举证，既有利于保护私权，又符合公平理念。 ① (日)松本博之：《证明责任的分配》(《新实务民事诉讼法讲座》第2卷第252页)。
① 日本旧民法将证据规范规定在实体法中，民法修改时，立法者将民法中的证据编删掉，并纳于民事诉讼法中。
法律要件分类说与待证事实分类说在将要证明的事实进行分类后才决定其证明责任的分担这一点是相同的，只是对要件事实分类所依据的标准以及如何分配方面有所不同。就是在主张法律要件分类说的学者中，也因对事实划分的不同，而分为若干分支学说。
(四) 其他证明责任分配学说 因果关系说在实质上仅将拜特曼、霍尔瓦克对法律构成要件的三分类法简化为两分类法，-保留权利发生要件，将这种事实称为“原因”，将后两类一律划为权利欠缺要件，这种事实称为单纯的“条件”-双方当事人分担证明责任的方式与特别要件说一样，主张一方仅承担证明“原因”的责任。 罗森贝克提出的规范说是依据实体法律规范之间的补充、排斥关系，将实体法中无数的法律规范分为权利发生规范、权利妨碍规范、权利消灭规范三个基本分类在此基础上日，分配证明责任应当是：主张权利存在的一方当事人应就权利发生的法律要件事实负证明责任，相对方应对后两种事实负证明责任。
莱昂哈特的完备说的理论前提与规范说保持一致，差别在于此说仅将法律规范分为两类权利发生规范和权利消灭规范，权利发生规范包含着权利妨碍规范。分配时，要求主张者要对满足权利发生要件的全部事实负证明责任，和规范说相比，主张权利存在方多了一份证明权利妨害规范事实存在的的责任。
三、证明责任分配的法律价值
证明责任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当争议事实处于真伪不明时，由谁提供证据证明并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在研究举证责任的过程中，从宏观上对影响和支配证明责任分配的法律价值做考察是非常重要和必要的。
1、程序公正。在法律制度中，诉讼程序公正有其独立的价值，人们通过诉讼来解决法律纠纷时，不仅期待案件处理结果与正义、公平的要求相吻合,也希望诉讼过程本身符合公平、正义的要求。因此，在建立民事诉讼制度时，无论整个诉讼程序的设计还是某项具体制度的建构，都应符合公平、正义的要求，举证责任分配也应当如此。这样一来，程序公正对举证责任的分配派生了一系列的要求，例如原被告负担的举证责任大致均衡、应将举证责任置于有条件、有能力举证的一方、故意妨害举证的一方应该承担举证责任等。这些要求不仅是实现实体公正的条件，对于实现程序公正也是非常必要。
2、实体公正。进入20世纪后，工业事故、交通事故、公害事件增多，在这种压力下，以过错为基石的传统归责原则发生了动摇，一些国家对相当一部分案件实行无过错责任，另一部分虽仍沿用过错责任，但过错的证明责任转嫁到被告，如加害人需证明自己无过错才能免责。同时，立法者开始权衡双方经济力量，看哪一方是经济上的强者，哪一方是经济上的弱者，哪一方有能力承担侵权行为的损害结果，哪一方最需要得到赔偿。无论是无过错责任还是举证责任转嫁，都体现了法律向弱者倾斜，这种符合实体正义的立法精神突出表现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责任法、环境保护法等法律规范中。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实现实体公正也应成为举证责任的一项价值。
3、诉讼效益。民事诉讼法解决民事纠纷需要一定的诉讼成本，诉讼结果的获得需要诉讼主体投入时间、精力以及金钱。因此，民事诉讼程序不能不考虑效益问题，即应该使诉讼主体在投入成本不变的情况下产出更大收益，或在减少投入的情况下产出与以往相同的收益。举证责任的配置直接影响诉讼主体的诉讼成本的节奏，在进行证明责任分配时，应努力寻求符合诉讼经济要求，坚持提高诉讼效益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
四、我国民事诉讼中分配证明责任的状况
我国《民事诉讼法》中所谓的对“证明责任”的分配体现在第64条第1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从证明责任的实质概念出发，这款规定引导出的“谁主张，谁举证”的分配方法，与其说是“证明责任”的分配，倒不如说是对“证据提出责任”的分配。这样它“被打入冷宫”就很容易理解了。
随着对这个矛盾的认识不断加深，我国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中首次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具有“结果责任”意义的证明责任的基础上，又在20xx年4月1日起施行的《证据规则》里确认证明责任的双重含义的性质，以期作为《民事诉讼法》的补充，为实务操作提供规范。可是，在如何分配证明责任的问题上，由于在理论上没有较为合适的分配标准，导致立法者在制定时也回避了这一问题。换句话说，《证据规则》虽然肯认了结果责任，但是却没有规定分配结果责任的一般标准，仍然无法指导我们的实践。
在我国理论界，证明责任的分配理论也越来越受关注，但是，并未突破法律要件分类说所给出的分配原则，出现一种具有特色的学说。(当然，这种状况在其他国家和地区也存在)在分配问题上，取得大多数学者一致意见的是在证明责任分配途径上，从顾及我国的诉讼传统上应选择以立法方式而不是英美法中的“将分配证明责任的任务委任于法官”。
在分配证明责任的基本理念上，还有一些差异：有的学者倾向于以“证明责任分配制度的最高价值应当是公正”为本;有的学者倾向于以“确立一个抽象但明确的证明责任原则仍属必要”为本。前者还进一步认为，要考虑以下几方面以实现公正的价值：实现实体真实;诉讼地位平等;实现实体法立法目的;使裁判总体上接近客观真实;经济效率，即具有可操作性。并指出在这些因素出现冲突时应在确定序位的基础上，以序位在先者为主要依据，并
①尽可能兼顾多种要求。后者在后一种倾向引导下，有学者提出采用法律要件分类说，尤其
②是规范说作为原则，其不周全之处通过法律规定、司法解释或例外规定予以补正。另有学
者补充说，这不周全之处除了可以以刚才的“法律规定、司法解释、例外规定”的法定主义形式，也可加进一点法官裁量主义的色彩，并提出设置“更为妥当”的中间裁定程序来指导操作。
从这两种观点的立场来看，它们实际上也是世界上两大法系的思维理念在我国理论界论战、融合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