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不能代替监督心得体会范文

　　下面是范文大全整理的关于反腐专题片《打铁还需自身硬》上篇《信任不能代替监督》心得体会范文，欢迎借鉴!

　　信任不能代替监督心得体会范文一

　　1月3日，由中央纪委宣传部、中央电视台联合制作的电视专题片《打铁还需自身硬》播出上篇《信任不能代替监督》。

　　反腐败斗争依然严峻复杂的形势下，纪检监察系统也非净土，少数纪检监察干部由执纪监督者蜕变为腐败分子，教训深刻。

　　监督者自身，绝不能成为监督的盲点。党的十八大以来，纪检监察机关严肃查处一批违纪违法的纪检干部，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自我监督。

　　2012年11月15日，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同中外媒体记者见面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引用了一句老话，打铁还需自身硬。

　　习近平指出，新形势下，我们党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党内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尤其是一些党员干部中发生的贪污腐败、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必须下大气力解决。全党必须警醒起来，打铁还需自身硬。

　　四年前，并不是所有人都清楚这一番话的含义。而四年后的今天，人们已经清楚，它所传达的是中国共产党全面从严治党的决心和承诺。

　　2016年10月，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制度保障。全党将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继续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开创党和国家事业的新局面。

　　在全面从严治党的背景下，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作为党内监督的专责机关，肩负着党的信任和人民的期盼，承担着维护党章、党规、党纪的重要职责，自身更要过硬。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纪检监察机关在监督别人的同时，自己必须回答一个重要的问题。

　　习近平指出，各级纪委也要解决好灯下黑的问题，自觉遵守党纪国法，你们是查人家的，谁查你们呢?这个问题也要探索解决。

　　党中央高度重视纪检干部队伍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提出，要解决好谁来监督纪委的问题，三次全会上强调严防“灯下黑”，五次全会上要求清理好门户。

　　中央纪委认真贯彻党中央的决策部署，从研读党章入手，找准在全面从严治党中的职责定位，深化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强化监督执纪问责，做党章的忠实执行者和坚决捍卫者。然而，在反腐败斗争依然严峻复杂的形势下，纪检监察系统也非净土，面临同样严峻复杂的形势。少数纪检监察干部没能经受住腐蚀与反腐蚀的考验，由执纪监督者蜕变为腐败分子，教训深刻。

　　这是一组特殊的案卷，案卷上的这一个个名字都曾经是中央纪委的工作人员，他们每个人都参与过不少大案要案的调查。而现在，他们却因为自己违纪违法，成为了案卷的主角。

　　魏健，中央纪委第四纪检监察室原主任，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央纪委机关首个被调查的厅局级领导干部。2014年5月4日，像往常一样来上班的他并没有想到，会在自己的办公室被带走调查。

　　魏健在中央纪委机关多个岗位担任过领导职务，参与查办过薄熙来案、戴春宁案等多起大案要案。他被调查的消息在同事中间也引发了不小的震动。

　　而经过调查，魏健涉案总金额达数千万元，数额之大、物品之多，令人震惊。向魏健送钱送物的人员达到一百多人，其中既有官员、也有老板，既有同学、也有同乡。利益输送的背后，自然是交易，而魏健能用来为人办事的，正是手中的监督执纪权。

　　经调查，魏健为人办事谋利达数十项之多，除了直接利用职务便利，借办案、核查线索谋利之外，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他更多地是通过向各地地方官员打招呼来帮人办事，涉及的领域五花八门，包括提职晋升、安排工作、司法审判、工程项目等等。这些事从他的职务和权力来说并不能直接给人办理，但以他的职务和权力，却能让一些地方官员帮他去实现。

　　向魏健输送钱财最多的一名老板是四川商人宋志远，金额达到上千万元。当时他想在四川上马一个项目，希望能获得当地政府支持，为此找魏健帮忙。魏健立刻给当时担任四川省委副书记、成都市委书记的李春城打了一个电话，请他关照宋志远的项目。

　　魏健只是打了一个电话，宋志远的项目就迅速得到了推进。

　　魏健先后在第五、第二、第四纪检监察室工作过，联系过多个地区和部门，而他打招呼帮人办事，也遍及联系过的十多个省区市，四川正是他联系过的地区之一。

　　2005年之前，魏健在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担任副院长。因为工作表现优秀，被调到中央纪委从事纪检监察工作。这本是组织对他的信任和重用，自然也赋予了他更大的权力，但很多变化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发生。魏健第一次单笔收受大额贿赂，就是在他调到中央纪委不久之后，一个在河北认识的老板专程到北京家中来看望他，而此前这位老板并没有上过门。

　　到中央纪委工作后，主动来和魏健交往的这类朋友变得越来越多，魏健也并不拒绝。而在交往的过程中，目睹一些老板的生活方式，让他的心态一步步失衡。有一年春节，一名老板请他到海南旅游，安排他住在自己的别墅，魏健清楚地记得当时自己的想法。

　　当这样的心态遇上商人的围猎，实际是你情我愿，直到落马之后，魏健才回头去想，收受的巨额钱财到底给自己的人生带来了什么。

　　不能收受他人钱物、以权谋私，对于每个党员领导干部来说，干净是必须守住的行为底线，何况是担负着反腐重任的纪检监察干部。魏健先后在法院和纪委担任重要领导职务，对于法律和纪律本应更加了解和敬畏。然而，当欲望和权力相遇，他却知纪违纪、知法违法，本应有的基本认知完全被欲望蒙蔽。从一名审查他人的执纪监督者，到因为贪腐成为被审查对象。在被带走调查后，魏健一夜白头。

　　魏健案的教训是深刻的，从事监督执纪的这支队伍，如果在作风和纪律上偏出一尺，反腐败工作离中央的要求就会偏出一丈。一系列纪检干部违纪案件的发生，充分印证了总书记提出谁来监督纪委这一问题的现实针对性和紧迫性。

　　苗庆旺(中央纪委研究室主任)：“事实反复证明，如果只有信任没有监督，那么信任就变成了放任，就往往使干部走上违纪违法的道路。无论是对一个机构来讲，还是对一个干部的成长来讲，它既需要信任也需要监督。”

　　天津海河边有一幢十分醒目的楼盘，名叫君临天下。在这幢楼里，有中央纪委的干部以三折的低价从开发商手里购买了房产。房价打了三折，本应坚守的廉洁底线也打了折扣。最终，当这名开发商涉案被调查，这些干部的问题，也在调查过程中被一一牵扯出来。

　　罗凯，中央纪委第六纪检监察室原副局级纪律检查员、监察专员，从该开发商手中先后低价购买了四套住房、两间商铺，而他则在自己联系的天津地区多次为该开发商在土地审批、工程项目等方面提供帮助。罗凯通常并不直接向地方官员提要求，而是通过饭局把该开发商介绍给官员认识，大家就彼此心照不宣。

　　该开发商除了在天津，在江苏和山东也有投资，于是罗凯又介绍他认识联系江苏、山东的同事申英。申英也和罗凯一样，都是在饭局上引荐商人和官员认识，并抱着侥幸心理，认为用这样的方式可以逃避查处。

　　翻开罗凯和申英的案卷，金条、名表、珠宝、商人赠送的礼品琳琅满目。这些贵重礼品足以告诉人们，他们只需在饭局上出个面，就能为商人带来巨大的利益。

　　不少落马的纪检干部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在商人和官员中间担任牵线搭桥的角色。为什么商人不去直接找分管部门的干部，而是想办法结交纪检干部，采用这种迂回的方式，罗凯和申英其实心里都清楚。

　　党的十八大之后，绝大多数纪检监察干部认真履行职责，为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了贡献，纪检监察机关的影响力，也在这个过程中得到很大提升。但也正是这种影响力，让一些纪检干部成为了被围猎的重点对象。纪检干部如果滥用手中的监督执纪权，带来的危害会比一般干部更甚。

　　王岐山同志指出，信任不能代替监督，监督别人首先要自己过硬，己不正，焉能正人?纪检监察机关和纪检干部要心存敬畏和戒惧，增强纪律观念和规矩意识，及时发现问题，坚决防止灯下黑。用铁的纪律打造全党信任、人民信赖的纪检监察干部队伍。

　　正人必先正己。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纪委把加强自我监督作为一项重中之重的工作来抓。2014年3月，中央纪委成立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室，这个部门的职能，就是专门监督自己人。

　　刘爽(中央纪委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室主任)：“设立干部监督室，把手电筒不但要照别人，也照自己。眼光向内、刀刃向内，对象就是监督自己的人。”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纪委机关谈话函询218人，组织调整21人，立案查处17人，全国纪检监察系统共谈话函询5000人次，组织处理2100余人，处分7500人。这些数据印证着谁来监督纪委命题的必要性，也显示了中央纪委不回避问题、清理门户的决心。

　　刘爽(中央纪委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室主任)：“纪检系统的干部，原来都觉得到了纪委就进了保险箱，不会有人管。所以现在通过成立这样的机构，实实在在地查处的动作，实际上就让纪委的干部切实感受到现在是有人管、受监督。”

　　目前，除了中央纪委，所有省一级纪委、大多数市一级纪委都已经设立了干部监督室，县一级纪委已经做到有专人来负责内部监督。中央纪委明确要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一旦发现问题线索，无论涉及到哪一级干部，有案必查、绝不姑息。

　　2014年，广东省化州市纪委书记陈重光，因涉嫌严重违纪被立案审查。在审查过程中，发现了广东省纪委原书记朱明国和省纪委副书记、监察厅长钟世坚涉嫌违纪的线索，这两名领导干部也相继被立案审查。朱明国在2006年到2011年期间担任广东省纪委书记。2007年时，陈重光在茂名市担任监察局副局长，为了获得职务调整，他想方设法通过关系，打听到了接近朱明国的办法。

　　在朱明国的老家，他建的豪华别墅人尽皆知。这个大山里的黎族农民家庭的儿子，一步步成为省部级领导干部，在当地是最大的名人。陈重光连续几年借朱明国回乡扫墓的时机来看望他，送上的礼金累计达到400万元，朱明国也只是客气几句就收下了。而陈重光也通过朱明国，当上了化州市纪委书记

　　朱明国落马后，从这座别墅里搜出了大量财物。经调查，他收受各项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41亿余元，另有9104万余元的财产不能说明来源。2016年11月法院公开宣判，朱明国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朱明国曾先后担任重庆市政法委书记、广东省纪委书记、省委副书记、省政协主席，在担任多个职务期间，都曾经利用职权和影响力谋取私利。曾经身为执纪执法者的朱明国，形容自己过的是两面人生。

　　除了通过组织人事权为个人谋利，朱明国也同样通过向其它部门打招呼的方式，帮商人解决各种诉求。作为省纪委书记，朱明国很清楚他的权力对其它部门的领导干部意味着什么。他打招呼的事情，很多人不敢不办。

　　被陈重光案牵扯出的另一名纪委干部，是2012年到2015年担任广东省纪委副书记的钟世坚。和朱明国一样，钟世坚同样过的是两面人生，这位纪委副书记家中查出的财物，让办案人员印象深刻。

　　终于，在2014年，这颗定时炸弹因为陈重光案被引爆。当时，茂名市纪委空缺出一个副书记岗位，陈重光希望能再次晋升。当时朱明国已经调离了省纪委，这一次，陈重光请求钟世坚帮忙。早在2012年，钟世坚还在珠海市担任市长时，陈重光就通过关系跑到珠海上门结识了他。当时已经风传钟世坚将调任省纪委副书记，陈重光于是早早开始为今后铺路。

　　在钟世坚的帮助下，陈重光顺利获得了候选人提名。然而他们并没有想到，正是在对提名人选进行审查的过程中，有人实名举报了陈重光的问题线索。茂名市纪委书记肖叶清楚地记得，自己很快接到了钟世坚的电话。

　　中央纪委明确要求，纪检干部要受到比其他党员干部更为严格的监督，对违纪行为发现一起就要查处一起。钟世坚所说的内外有别、把握分寸，明显违背这一要求。当时，广东省纪委已经成立干部监督室，肖叶当即把钟世坚干涉办案的问题直接向省纪委书记作了报告。

　　广东省纪委随即对陈重光案一查到底，从中发现了和朱明国、钟世坚相关的问题线索。在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的大背景下，在中央纪委严格自我监督的明确要求下，朱明国和钟世坚都被严肃查处。

　　在被组织调查之前，朱明国已经预感到自己将被调查。在纪委工作过多年的他，深知对抗组织调查没有意义。他告诉家人，不要试图转移赃款赃物、毁灭证据、或潜逃海外，这些无谓行为只会加重罪行。和许多落马的干部一样，朱明国到了要承担后果的时候，才感到十分悔恨，但一切为时已晚。

　　任何外因都不能成为贪腐的借口，人最终还是要面对自己的内心。是做一名不辱使命的执纪者，为建设更公正的社会尽一份力，还是成为一名遗忘初心的违纪者，被封存在案卷当中，走哪条道路，以哪一种身份被记住，归根结底还是自己的选择。

　　王庭坚(中央纪委组织部副部长)：“坚决清除害群之马，并向社会曝光，恰恰表明了我们打造过硬队伍的一种决心，也是一种自信。相对于极极少数的违纪违法分子，广大纪检监察干部是信念坚定、坚守理想，这是我们这么一支队伍的主流。”

　　李长海，河北廊坊市纪委第一纪检监察室主任。2014年他刚上任，接手的第一个案子华昊运输集团腐败专案，就面对很大的困难和风险。李长海顶住压力啃下了这块难啃的骨头，他敢于担当、铁面执纪的形象，在当地深入人心。李长海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个人并不强大，但绝不能让党的纪律输。

　　王瑛，四川省南江县原纪委书记，她在当地查办了某公安人员玩忽职守致人死亡案、县水利局套取专项资金私分案等众多典型案件。面对压力和阻力，王瑛曾这样回答：我得罪了很多人，但是没有得罪纪委书记这个称谓。

　　陈新宁，济宁市金乡县纪委纪检监察室原主任，陈新宁因为秉公办案得罪了不少亲戚朋友。在日记中，陈新宁写道：纪检监察工作有着自身的特殊性，需要甘于寂寞、甘于清贫。

　　像这样的优秀纪检干部，在每个时代都是纪检队伍真正的脊梁。

　　2016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中央表彰了一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人民医院监察室副主任万少华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国家知识产权局直属机关纪委书记关宝兰等3名纪检干部获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陕西省纪委、监察厅机关党委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

　　中央纪委在坚决清理门户的同时，也找准了监督执纪工作的关键点、风险点，发现了日常管理中存在的漏洞。加强纪检机关自身建设，到了加强制度建设、实现标本兼治的阶段。

　　赵洪祝在中央纪委常委办公会上指出，执纪审查，这是我们纪检监察工作的权力核心，就是把它关进制度的笼子…

　　这是中央纪委的一次办公会议，讨论《监督执纪工作规则(试行)》的有关问题。这部规则的制定是从2016年初开始提上议事日程。中央纪委机关18个部门和多个省区市纪委参与了规则起草，梳理现行制度、总结实践经验、找准关键点和风险点，本着盯住人看住事的原则，有针对性地提炼有效做法和具体实招，上升为制度规范。中央纪委先后召开10多次常委会议、办公会议、专题会议研究，就各方面细节不断深入探讨，以求有效、管用。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审议了规则送审稿，同意将其提交中央纪委七次全会审议。

　　全面从严治党，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人民的庄严承诺。纪检监察机关和纪检监察干部只有自身率先做到忠诚、干净、担当，才能真正承担起党和人民赋予的监督执纪问责的重任。中央纪委深知，执纪者自身绝不能置身于纪律红线之外，监督者自身绝不能成为监督的盲点。信任不能代替监督，只有切实加强自我监督，同时将自己置于全党、全社会的监督之下，才能不辜负党和人民的信任和重托。

　　信任不能代替监督心得体会范文二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规定：“信任不能代替监督，各级党组织应当把信任激励同严格监督结合起来”。条例作出的这一规定抓住了信任与监督二者之间的联系与区别，既解决了监督方面的认识误区，又填补了监督方面的实践空白。

　　辩证统一：

　　信任是自律，监督是他律

　　信任和监督、自律和他律辩证统一，没有监督的信任就等于放任。作为社会现实中的人，党员、干部也有其两面性，即正面和可能滋生的负面。信任不能代替监督就是对党员、干部在一定条件下具有两面性作出的正确价值判断。信任是党组织对党员、干部的肯定，监督是党组织对党员、干部可能滋生负面的预防。

　　信任是党组织基于党员、干部的正面、即积极的一面、阳光的一面、优秀的一面、美好的一面、可靠的一面所作出的价值判断。党员像个党员，加入党组织的大多数党员，是符合入党条件的、是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是中华民族的中流砥柱。干部像个干部，提拔使用的大多数领导干部，是符合党的干部标准的，是党的事业的骨干、是带领群众前行的向导。从本质上讲他们是值得信任的，从主流上看他们是应该信任的。信任体现的是党组织对党员、干部的一种尊重、一种肯定、一种赞赏、一种期待。当然党员、干部能否不辜负党组织的对自己的信任就不是单纯的主观认定，而是需要在今后的工作过程中经受考验、交好答卷。

　　监督是党组织基于对党员、干部可能滋生的负面、即消极的一面、腐败的一面、堕落的一面、蜕化的一面所作出的价值判断。目前，有些党员干部经受不住“四大考验”，克服不了“四种危险”，面对权力、金钱、美色的诱惑难以自制、无法自拔，自觉不自觉地跟着感觉走，形成官僚的做派、走进敛财的歧路、陷于享乐的迷途、染上奢靡的风气。一些党员、干部之所以由好同志变为阶下囚，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以往我们把对党员、干部的信任代替了对党员、干部的监督，好心但产生的结果并不好。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遏制、清除党员、干部身上可能滋生的负面因素，光有信任是不够的，还应该有监督，监督缺位，党员、干部身上可能滋生的负面因素就会野蛮生长。可见监督也是党组织对党员、干部负责任的一种体现，是对党员、干部采取的一种预警措施，是帮助党员、干部走出自我困境的有效办法。

　　把握维度：

　　信任是放心，监督是爱护

　　对于党员、干部的工作，党员、干部的生活，一方面需要从信任的维度放心他们，另一方面需要从监督的维度爱护他们，信任不能代替监督就是从另一个维度对党员、干部作出的爱护举措。

　　信任是党组织对党员、干部秉承放心态度的体现，这符合党员队伍的实际、干部队伍的实际，回应了党员队伍、干部队伍对党组织的心理要求。听党话、跟党走，按照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按照党员形象努力塑造自己，做一名合格的党员，是党员队伍的本质和主流，对他们应当放心。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按照好干部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按照干部形象努力塑造自己，做一名合格的干部，是干部队伍的本质和主流，对他们应当放心。从心理投射的情况看，党员、干部对党组织给予他们的放心态度是认同的，欢迎的、满意的，对于他们来说，党组织放心就意味着自己有更大的自由空间、自便舞台，更多的自主机会、自选动作。对党员、干部以信任为取向的放心是党组织应持的态度，但是放心并不意味着党组织对党员、干部放任不管，更不是放纵不问，而是让监督这种特别的爱护形式及时跟进。

　　监督是党组织对党员、干部给予爱护的一种特别形式。监督不是对党员、干部不信任，也不是跟党员、干部过不去，而是提前爱护党员、干部的一种另一种措施。一些党员、干部之所以出问题，就在于其对来自党组织的监督有一种逆反心理，不接受监督而导致的苦果。从党内监督的历史经验、历史成效看，监督能够帮助党员、干部解决以下问题：一是能够帮助党员、干部解决“灯下黑”。一个党员、一个干部真正要做到自知之明并不容易，其思维定势往往是欣赏自己的长处而掩盖自己的不足，关注自己的成就而忽视自己的问题，解决这种“灯下黑”就需要来自于党组织的监督。二是监督能够帮助党员、干部建立防错隔离墙。党员、干部不是生活在真空中，面对市场经济的环境，各种各样的诱惑，出错机率在增大，失足的风险在增强，能不能做到“出污泥而不染”，仅仅靠个人的主观努力是不够的，他需要党组织构建监督这道防错“隔离墙”。三是监督能够帮助党员、干部校正前行坐标。党员、干部在成长发展的过程中，会有各种思想的影响、各种价值的左右、各种声音的干扰、各种生活的浸染，能否大道前行，不走错路、不走邪路、不走歪路，来自于党组织的监督可以帮助他们驱雾霾、引航向。四是监督能够帮助党员、干部堵塞漏洞。“小洞不补大洞吃苦”，一些党员、干部出问题，最初都是由小问题逐步演变而来的，而来自党组织的监督能及时给党员、干部提个醒，堵个漏、说个不，在问题刚刚露头时就把它解决掉。从以上四个方面看监督确实是对党员、干部的一种特殊爱护。

　　激励方式：

　　信任是柔性激励，监督是强制约束

　　信任与监督作为两个不同的维度，其作用方式一个是自律、一个是他律，但二者的最终目标指向是一致的，即激励、监督党员、干部不忘初心，始终做一个好党员、好干部。

　　信任作为激励的一种方式，是寄希望于党员、干部的自我净化，通过正心、修身、坚守、慎独、自省、改正、纠错等主观能动方式，保持共产党人的先进性、纯洁性。信任激励能够激发党员、干部在自律方面的内生动力。党员、干部在自律方面的内生动力来自哪里?党组织的信任是他们的重要动力源泉。信任我、是对我的放心，信任我、是对我的鞭策，信任我、是对我的鼓励，信任我、是对我的期待，我不能辜负这种信任，我要努力回报这种信任。党组织给我一个信任，我还党组织一个放心。不忘初心、不忘本色、不忘使命、不忘责任，始终沿着党指引的方向一路前行。信任激励能够发挥党员、干部在自律方面的能动作用。党员、干部在自律方面的能动作用来自哪里?党组织的信任是他们重要的推动力量。信任我，就会变被动为主动，变要我做为我要做，充分发挥出党员、干部在自律过程中的主观能动作用。党员、干部在自律过程中的主观能动作用一旦迸发，就会自觉筑起思想道德防线，努力做清正廉洁的好党员、好干部。信任激励作为自律的一种方式也有着自身的局限，一旦党员、干部迷失自我，自律就会成为无律，所以自律需要与他律并进。

　　严格监督是基于党组织的强制约束，对党员、干部形成一种震慑力、威慑力。党员、干部在社会现实生活中，面对权力、金钱、美色的巨大诱惑，一次、两次能够说不，一年、两年也许能够抵制，多次行不行，长期能不能?一些党员、干部之所以由好同志变为阶下囚，应该说监督制度长期缺位、实际没有到位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它告诫我们信任不能代替监督。在大多数情况下自律这种“软约束”很难抗衡私念、私欲、私情的反作用力，必须有监督这个“硬约束”，给党员、干部划出一条警戒线、高压线，筑起不可逾越的制度防线。《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第一次从党内监督的主要内容、党内监督的基本方式、党内监督的监督体系、党内监督的责任要求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它是建设廉洁政治、廉洁党员队伍、廉洁干部队伍，形成不能腐、不敢腐、不想腐的重要制度环节。作为党员、干部我们要自觉接受监督、主动配合监督，习惯于在监督下工作、在监督下生活，为此才能一生平安。

　　信任不能代替监督心得体会范文三

　　完善制度建设，强化干部监督，是十八大报告传递出的一个强烈信号。11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在与学术界人士座谈时指出，信任不能代替监督，指出了我们制度建设中一个严重的文化障碍。

　　西方制度设计的理论基础是“性恶论”，假设所有人都是坏的。“把权力关进笼子”，成为现代政治理论的基本共识，从而使制度设计走向法治化。

　　我们的文化强调人性善和 “大多数人是好的”，更希望道德自律和道德约束，注重信任，忽视监督。深入地分析，是缘于面子与人情。鲁迅先生说:“面子是中国人精神的纲领。”这是我们文化中一个很不好的基因。监督谁，似乎就是不给谁面子，被监督的人，也觉得没有面子。

　　传统文化认为：用谁，就要全面地无条件地信任谁，所谓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如孙权之于周瑜，刘备之于诸葛亮，完全地信任，完全地放手，千百年来传为美谈。传统文化中的士大夫情结：自认是赤胆忠心，天地可鉴，但接受不了被怀疑，被监督，视不被完全信任为屈辱。“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中西两种文化的源头，使西方惯于对事不对人，中国则亲亲相隐，不言人短，不论人非。这种文化潜意识成为监督制度建设的深层次障碍。

　　现代人才观认为：疑人可用，用人要疑。人随着环境的改变，世界观、价值观在不断地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讲，任何人都是可被怀疑的。如果疑人不用，将没有可用之人。只能是在实践中发现人才，培养人才。既要给人才以施展的天地，又要有严格的监管。“周公恐惧流言后,王莽谦恭未篡时”,识人是非常困难的事，客观地说，许多出问题的官员在被提拔时还是比较优秀的，上级也是出于公心的。再好的干部不置于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下，都会有蜕变的可能。主观的伯乐相马要变为客观的考场试马，赛场选马。再值得信任的马，也要被套上缰绳，不能任由天马行空。许多革命先驱最后走到革命的对立面，说明昨天的辉煌与正确并不是明天可靠的保证，这就要用制度约束，保持合理适度的怀疑，监督贯之于始终。

　　人是矛盾的复合体,集善与恶于一身。正是因为人的复杂性，在用人上，要信任与监督并重，以信任弘扬其善，以监督防范其恶。历史已反复证明：权力的制衡、严格的监督远比个人的自觉更可靠。

　　监督是最大的爱护。应当承认，许多倒在贪腐上的干部，是有能力、有头脑、有胆魄、有政绩的，他们因出色的表现被赋予了更大的权力。权力的本质具有无限的扩张性和排他性，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正是没有监督的信任腐蚀了他们。监督就是悬崖边上的护栏，站位越高，越需要栏杆的防护。一位对审计工作很有研究的领导讲：审计的作用之一是 “岔道口上指路，悬崖边上救人”。就是以日常的严格监督，防止干部失足坠落。

　　经济建设是核心任务，在经济工作中处理好信任与监督的关系，也甚为重要。

　　政府要抓好自身建设，不断提高效率，提高服务意识和能力，以诚意取信于民，取信于商，与商家建立互信，吸引客商投资。同时，也要牢记，信任不能代替监督。在对近年招商引资项目跟踪审计后发现：建立信任易，监督落实难。资本的天性是逐利，利益最大化是资本运作的原动力。生意是生意，交情是交情，本应分得清楚。但中国人抹不下面子，总是把交情与生意混为一谈。合伙做生意，开始是相互信任，由于没有监督机制，逐渐心生猜忌，最后反目成仇，善始者众，善终者寡。在近年招商引资大潮中，承诺不到位者有之，抽逃资本者有之，套取财政补贴者有之，甚至招摇撞骗者也时有所见。招商引资，实质上就是地方政府与外地企业合伙做生意，必须在法律法规政策的框架下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有详细的路线图和严格的时间表，有严密的监督机制和违约处罚措施。这才是精诚合作、长久信任的根本保证。政府代表和维护着人民的利益，承载着群众的希望，在引资时不仅要有热心，有诚心，也必须有戒心，对资本逐利的本性时刻保持着警惕，在强化互信的同时不忘有效地监督。

　　孔子讲人生最高的境界是：随心所欲不逾矩。这个矩既可以理解为内心的道德自律，也可以理解为外部的监督。从文化本源上追溯，有效地监督和自觉地接受监督是传统文化中的应有之义，只是在几千年的演化中削弱了，淡化了。现在到厘清信任与监督关系的时候了。犹太人有句谚语：不要把钱借给你的朋友，不然，钱也没了，朋友也没了。正是因为只有信任而没有担保、抵押等监督措施，最终也失去了信任。现代公民社会应该形成这样的共识：基于信任的监督才是真正的关心和爱护，基于监督的信任才是真正可靠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