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否认，沈从文的《边城》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件别致的艺术精品。就艺术手段对写作意图的准确表达，艺术要素与艺术要素间的协调有序以及作品蕴含渗透的主观情感对读者心理需求的准确定向来说，《边城》实在是了不起的作品，沈从文实在是了不起的小说家。目光挑剔的专业研究人员与口味一般的寻常读者，对这样的一件艺术品把玩欣赏啧啧称叹，也实在是事出有因。我也愿步入后尘，举双手赞成将《边城》永远陈列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
然而，环绕《边城》的最响亮最广泛最持久的赞誉太刺耳，使我疑窦丛生。诸如“《边城》歌颂人性的至美”，是“表现人性美的力作”，是“人性美的赞美诗”等等。沈从文在《习作选集代序》中的夫子自道——“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则被到处引用，几乎写进所有相关论文和专著，当做所谓人性美观点的护身法宝。而我，对上述观点是否定的。
《边城》中，没有大快乐，没有大悲伤，没有澎湃的激情，没有坚定的信念，没有顽强的追求，没有执着的坚持。没有分裂背离，没有冲突对立；目标的飘忽引不起热切的追想，隔靴搔痒似的关心带不来深沉的反思，生活的贫困激不起对环境的厌弃，活动范围的狭小不会导致对外面大世界的向往，恋人的生离只是在心中漾起几缕涟漪，亲属的死别不过是哭泣一阵——这难得一见的涟漪与泪水注定了很快就消失。因为它们只是与人的归属需要等低层次需要相联系，因而不可能像人的自尊与自我实现等高级需要得不到满足而生的痛苦那样深广强烈持久。马克思说过“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这里有乖巧的少女、和气的小伙、疏财的头面人物、厚道的贫困老人，但就是没有卓尔不群特立独行的个性。整个茶峒地区的社会环境如平静清澈的一池秋水，无波无澜、无沟无陵、无杂质无异味。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我间和谐一致亲密无间，处于一体化状态。
十七岁的山村少女翠翠的爱情悲剧最主要的原因，不是虎视眈眈的碾坊，不是剪不断理还乱的封建宗法关系，不是已露头绪的势利化的价值取向，不是善意的误会和并非善意的传言——不是像许多专家学者所说的那样，是外在客观因素造成的不可抗的天灾，相反，它是由当事人的主体性太微弱引发的爱情责任事故。不管是翠翠还是老船工抑或是傩送，都没有在那样的社会环境里建立起为我性的社会关系，只要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主体意识增强一些，翠翠的爱情悲剧就不会发生。假如翠翠胆子大一点，步子快一点，思想解放一点，假如她能排除干扰勇敢地追求爱情，她就一定能得到爱情，后人就用不着费神寻找她爱情悲剧的原因。可惜翠翠自始至终从没有什么能表征她主体性的行为。直到小说结尾，她还在等着，尽管那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她甚至不知道天保是因不能得到她的爱而忧郁出走落水身亡，不知道傩送是因为不能得到她的爱而离乡远行，也不知道爷爷突然离世全是由于替自己的幸福思虑奔忙而心力交瘁。只有这一切都已发生，陪伴她的杨马兵向她说明后，她才如梦初醒“哭了一个夜晚”。这一切都说明，在很大程度上，翠翠是自在地而不是自觉地，是被动地而不是主动地，是途径迷茫地而不是策略明确地，是不小心滑到爱河中而不是奋不顾身地跳到爱河中。她没有能力抓住机遇，是她自己葬送了自己的爱情。
故事就这样结束了，结局怎样？给人留下了悬念，傩送最后回来了吗？她们俩最后在一起了吗？
看过《边城》，明白了我以后不管做什么都应当努力争取，即使没有满意的结果但我可以说我争取过了，不是有句话说的好“重要的不是结果而是过程”既然你努力过，就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了。我不想做第二个翠翠，所以我会把握机会，争取到属于自己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