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上午我给大一的学生上刑法学的时候，考察了一下同学们阅读课外法律书的情况，结果很不理想。阅读教材之外的法学著作的同学很少，这让我很郁闷。我多次强调阅读法学名著的重要意义，多次谈到局限于法学教材会导致的问题，但现在的学生爱学习的似乎不多。不知道是我作为一名教师有问题，还是同学们有问题，反正中国的教育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没有优良的法律教育，何来一个充满正义的法治国家?
上课之初，坐在教室第一排的一个同学替他人交给我一张请假条。这是一张普通的请假条，上面是这样写的：
请假条
尊敬的×老师：
学生×××因家里有事，故请假两天回家。希望老师批准。
请假人：×××
XX.4.24
辅导员：×××
这样的请假条，老师们司空见惯。因为我曾经强调请假条必须要辅导员签字，在这张请假条上还有辅导员的亲笔签名，似乎算比较规范的假条了。但我认为，这张假条是一张典型的“中国式假条”。该学生的请假行为隐含了中国人的行为方式，而这种行为方式和法治的精神是不相容的。
因为今天考察同学们的课外读书情况，觉得很不满意，我就借这张请假条谈起了法治问题。我和同学们说：最近中国媒体在讨论“中国式过马路”，其实，何止过马路存在“中国式”，今天一位同学交给我的请假条就是一种“中国式假条”。一张短短的普通假条，里面存在的问题很多。我向同学们解释说，至少有四个问题。
第一，假条里写“家里有事”，但是他不写明家里有什么事。难道家里不管有什么事都可以请假吗?这个同学不写明具体是什么事，是为了不让老师知道他为什么请假，从而使老师无法否定他的请假理由，变相地扩张自己请假的权利。这种写法类似于中国刑法里大量存在的模糊语言：“情节严重”，“情节恶劣”，“数额较大”，“后果严重”。中国官方之所以这么写，是为了灵活地打击犯罪。不仅中国刑法里有这样大量的模糊语言，中国的宪法，民法，行政法等等都有大量这样的问题。
第二，请假条中有这样的话：“希望老师批准”。但在请假条转交给老师的时候，这位同学已经提前走了。而“批准”一词的含义是：老师有权不同意。可见这位同学虽然是法律专业的学生，但实际上并不尊重程序规则。请假前要报请老师批准，老师是可能不批准的，他就不能提前走。但他这么写，并不是真的要老师批准，而不过是把这句话当作一句套话，把老师的批准当成一个形式罢了。这样的思维不正是我们国家的诉讼法不过是一个形式，一个摆设，包括一些法官都不尊重程序法的基础吗?我们的宪法不过是一个摆设，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批准法律不过是一个手续，我们的法院开庭往往不过是把早已内定的判决结果合法化而已。所谓的“希望老师批准”，不过是该学生把自己擅自旷课行为合法化的一个托词而已。
第三，该同学的假条中有一句这样的表达：“请假两天”，但他没有表明到底是哪两天。他请假条的落款日期是XX年4月24日，据我推测，请假的时间应该是4月25日和26日。因为4月24日他写了请假条，还让辅导员签了字，表明他还在学校，还没有回家。但这仅仅是我的推测，我刚才问了替他转交请假条的同学，他说该同学请假的时间是4月24日和25日，不包括26日。法律人在表达想法的时候，特别要注意用语的明确性。刑法的明确性是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法律规则的明确性则是法治的要求。我们中国法律的一大特色就是完全无视这一点。我们的宪法语法极其模糊，也没有任何法律解释，所以它毫无生命力。我们的刑法用词极其模糊，完全达不到罪行法定的标准，没有两高的司法解释，我们的刑法几乎寸步难行。我国最高法院对《民法通则》的解释文字比《民法通则》本身长很多，是法院判案的真正依据。有的法官在离婚案件的判决中不写明探视子女的具体时间，而写上“本案的被告有权利每月探视两次”等这样不明确的话，会为以后的纠纷埋下伏笔。法律用语的明确就是对权力或权利滥用的限制，不是无聊的咬文嚼字游戏，同学们难道不懂得这一点吗?
第四，该同学的请假条中体现了对权力的服从，而不是对规则的服从。该同学在请假的时候，从未思考过请假的行为规范问题。同学们想一想：向老师请假是同学们的权利，还是同学们的义务?它应不应该有相应的法律依据或学校规章?我们国家和学校现在已经有了规范学生请假的法律和校规吗?不管怎么样，这样的思考似乎根本就没有进入同学们的头脑。而对权力的服从，不管这种权力来自何方，都只能是人治的意识，而不是法治的智慧。对权力的盲从，对规则的漠视，正是中国人的致命伤。
法治的根基在于民众的智慧和勇气。法治，说到底是人民对科学精神的尊重，对权力的高度警惕，也是人民自觉成长为公民的一个艰难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