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时间：
调查地点：鞍山市
调查内容：关于农民工子女受教育现状的调查
调查方式：走访调查
潘友竹(团市委希望办主任)：在双山某街道的楼群里，一片低矮的小房，推开已快散落的门，在阴暗的小屋里见到了关世成母子。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摆设显示出他们家的光景不是很好。这是我们第一个走访对象。关世成，12岁，五年级，他还有一个上初二的姐姐。世成的父母从台安农村过来已经10多年了。平时，他的父母主要以卖水果为生，去年父亲因肺癌去世后，全家生活就靠母亲卖水果维持。当我们寻问其家里的情况时，她母亲忍不住落了泪：“唉!原来我们两个人一起忙活，日子还可以。自从孩子他爹去世以后，这日子就紧巴巴的。我们没有特困证，学费也不能少交。老大上初中时，还要交1200元的借读费，后来学校知道我们家的情况，就给免了。一到交学费时，我就愁。可也不能不让孩子上学啊。”他妈妈说话期间，世成一直低头沉默不语，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临走时他告诉我们，他会帮妈妈卖水果，还想学会更多的本事，帮妈妈多做点事。
走进第二家时，在外面玩了半天，刚被姥姥找回来的13岁关怀正趴在桌上无所事事。去年9月刚上初中不到两个星期，就因为交不起学费、校服费及其他费用，被迫退学。关怀全家从凤城过来有好多年了。母亲患有肺结核，姥姥有严重的风湿病。全家的生活就靠父亲去劳务市场找点零活及姥姥和妈妈捡点破烂勉强度日，有时吃饭都成问题。关怀的妈妈说起孩子辍学的事，眼圈就红了。关怀的姥姥在一旁也落了泪：“这孩子天天想学校，总到学校去……”
田皓元(团市委希望办工作人员)：王丽丽的家在立山桥洞子附近。成片的小房，坑坑洼洼的土路，让我们觉得仿佛到了农村。丽丽和弟弟在家，10多平的小屋里就是全家五口人的安身之地。窗户很小，光线很暗，炕上的小桌上摊着书本，看得出姐弟俩正在学习。他们的爸爸妈妈都出去做活了。这姐弟俩向我们介绍了一些情况。他们的父母是从浙江过来的，主要靠纤裤角维持生活，家里有三个孩子。王丽丽，13岁，排行老大，她和妹妹(王丽阳，12岁)都读四年级。(妈妈为了方便，就让丽丽晚一年和小妹一起上学。)弟弟王世杰今年10岁，排行老三，读二年级。丽丽虽然只有13岁，却非常懂事。有空就帮爸爸妈妈做些家务，照顾弟弟妹妹。她的学习成绩不错，曾是班级的学习委员。她喜欢演讲，说起话来口齿清楚，表达流利。问及家里的情况，她说“爸爸妈妈挺不容易的。我们三个这学期的学费就是爸爸妈妈从外面借的。
唐堂，一个甜美的名字，是孟泰小学二年级的学生。10岁的她，个头不高，一双聪颖的大眼睛忽闪忽闪的，嘴角永远挂着一丝笑意，甜甜的很讨人喜欢。我们见到她时，她正在和哥哥、妹妹一起玩耍。她的老家在湖南省，爸爸、妈妈XX年前来鞍，现在全家靠弹棉花为生，每月只有300元左右的收入，还要用100元租房子，余下的钱用以一家5口的生活费及三个孩子的学费。她的父亲告诉我，学校对他们挺照顾，但是三个孩子的学费是他们家的最大负担，其他的孩子参加课后班辅导，他们想都不敢想。弹棉花摊就在山坡上，他们兄妹三个平时就在这个山坡上写作业、做游戏。家里狭小、昏暗，只是晚上睡觉时才回去。唐棠学习刻苦、老实内向，附近的邻居说，苦了这三个孩子，学习都挺好，还那么懂事。“这几年路费也贵，我们没钱回家，这就是家。”
宫彬(团市委宣传部长)：沿着弯弯曲曲的小路，在走访对象杨俊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了他的家———铁西开发区附近的一间阴暗的小房。他们全家是从安徽过来的。父亲做些力工，母亲干刷浆等零活。我们问他们家里的收入情况，杨俊的母亲说去年赚了6000多元，扣除租房子(100元每月，不含水电)，加上日常开销和供孩子上学，所剩无几。可是拮据的生活并没有让他们放弃让孩子上学的念头。他们两个孩子也都非常体谅父母的不易。杨俊学习非常刻苦，成绩在班里名列前茅，年年被评为三好学生。他的班主任向我们介绍说，虽然他家很困难，他还将自己攒下的2元钱捐给希望工程，他要帮助比他还困难的小朋友。同学把一些文具送给他，他不肯要，悄悄地把同学扔掉的钢笔拆开，取零件自己组装成笔……他的妹妹也很懂事。她妈妈给了她5毛钱买冰果，孩子只是花了2毛钱，把剩下的钱攒起来，还对妈妈说：“2毛钱的好吃”。
在铁西的山东村，我们见到了徐超，他是我们最后的一个走访对象。徐超正趴在桌上写作业。一进门我们就看到墙上挂了几张奖状，有几张写着校模范生的称号。9岁的徐超念四年级。父亲从山东到鞍山已经10多年了。母亲有病，全家靠父亲推垃圾车挣点钱。唯一让他们感到自豪的是儿子徐超。徐超书法作品获得了全国少年儿童书画竞赛银杯奖。她母亲告诉我们：“徐超的作文写得很好，经常作为班级里的范文供大家学习。”徐超告诉我们他最大的愿望要考上清华大学，将来还要买幢别墅给爸妈住。
连日来，随同几位团干部一同走访了几户农民工家庭，既为这些家庭的贫困叹息，也为他们的子女就学问题而感慨，但同时也为些孩子的孜孜不倦而欣慰。
在农民工集居的山东村，记者与团市委的几位团干部试图找到有能力，但不愿供孩子上学的家庭，却没有发现，拮据的生活并没有让他们放弃让孩子上学的念头。虽然有时为了方便，他们会让大孩子和小孩子一起上学。一位母亲更用她朴实的语言表达了她的心愿：“我自己苦点、累点都不怕，只要能行孩子念到哪，我就想供到哪。
贫困是困扰农民工家庭子女就学的最大问题。农民工主要从事卖菜、力工、收废品等工作，收入不稳定，平均年收入几千元，甚至更低。扣除房费(每家平均100元)，加上日常开销和供孩子上学，所剩无几。如果家里有人生了大病，更是雪上加霜。一些农民工给孩子订校服时，都愿意订大号的，以便一套衣服能从一年穿到六年。可以说，即使农民工的子女已经入学，也仍处于失学的边缘。
农民工子女是一个游离于体制之外的群体，他们的父母没有最低保障，有时上学还要交200到1200元的借读费及校服费、外教费等杂费。这些农民工子女从小在城市长大，却得不到良好的教育，在他们学知识、长身体的关键时期，其保护和教育如果得不到有效解决，可能会在他们的心里埋下仇恨的种子，长大后融入社会，因为没有知识和技能，只能到处游荡，也会影响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
今年，希望办将启动“希望工程助学进城计划”，将把救助范围扩大到进城务工农民的子女。计划在“五四”期间救助1000名贫困农民工子女。同时筹建一个基金会，专门用于农民工子女的救助。
但希望办的现有资金只是杯水车薪。在走访中，我们不只一次地问一些贫困家庭，也问自己，给失学的孩子解决了学费问题，他们会上学吗?可正像关怀的妈妈所说，除了学费还有书费、校服费及其他一些费用，他们还是交不起。因此，帮助这些农民工子女就学问题，不是一朝一夕，也不是一个部门的事。全社会都应该关注农民工子女的就学问题，力所能及地为他们尽些心力。最终能体现社会大家庭的温暖和人们的关爱之情。虽然得到捐助的只是少数人，但是通过捐助活动，会影响这一群体，让他们感到党和政府的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