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去年以来，肉类价格的快速上涨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根据统计资料分析，肉价对cpi上升的影响大体在50％以上。今年7、8月份以来，肉类价格整体上出现了微幅下降的趋势。据新华社全国农副产品和农资价格行情系统监测，7月末猪肉和牛羊肉的主要品种价格分别下降了0.1％、0.2％;根据商务部市场运行调节司8月下旬最新发布的农产品价格监测数据显示，肉类价格已经连续两周下跌，其中上周（8月13至19日）跌幅为0.9％。其中，猪肉批发价格高位回落，跌幅为1.4％，有的城市甚至比前一周下跌了12.5％。受食品价格回落的影响，当前大多数机构投资者认为，整个第三季度cpi走势将持续回落。鉴于人民币汇率上升，还有人认为反通胀的使命可以暂时卸下，一旦美元短期反弹成真，就该考虑如何应对人民币贬值的压力。
国家统计局最近发布的数据是:7月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6.3%，这是今年以来cpi涨幅连续第三个月走低。当然，还要看到，7月份ppi同比增幅达到了10％的历史高位。ppi在左右cpi趋势中的作用将相对更加突出，通胀压力仍然较大，不可过于乐观。在这样的形势下，究竟应该如何认识我国肉类行业的发展趋势，采取适当的应对措施？我谈几点看法。
一、肉价上涨是主要食品供不应求的突出反映
简单地说，肉价上涨是由于肉类产品供应不足造成的。这种供不应求，是经济发展、结构调整、成本推动、比较效益、生产方式、动物疫病、自然灾害等多方面因素叠加的结果。
首先，我国的肉类消费需求持续增长。XX年末，全国人口为132,129万人，比上年末增加681万人；其中，城镇人口59,379万人，在总人口中的比重达到45％。第一产业增加值增长3.7%，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3.4%和11.4%。城乡居民收入实际增长率分别为12.2％和9.5％；农村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分别比上年末减少669万人和709万人。由于人口总量特别是城市人口的增加、非农产业的发展和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人们对肉类的商品需求持续上升。以猪肉为例，自1990年以来的17年间，我国人均占有的猪肉数量已经从1990年的20公斤上升到XX年的39.6公斤，几乎翻了一番；在此期间，猪肉的市场成交量从1990年的619.4万吨上升到XX年的2501.5万吨，翻了三番多。（参见表1）
表1猪肉人均占有量、产量、成交量指数
其次，肉类供应能力稳步提高的难度加大。长期以来，我国畜禽饲养以农户散养为主，约占饲养总量的80％左右；以商品生产为目的的规模化养殖发展较慢。以生猪出栏量为例，1991年为33,563.9万头，至XX年已经增至61,207.3万头，增长了82.4％；出栏率从1991年的90.8％提高到XX年的146.3％，提高了61.1％。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和新农村建设的加快推进，农业用地面积逐年减少、农业劳动力加快转移、农民居住条件和生活方式进一步改善，畜禽生产能力的持续提高遇到严峻挑战。XX年，我国城镇就业新增1204万人；城镇投资增长25.8％,农村投资增长19.2％；全国净减少耕地4万多公顷。据中国社科院发布的XX年《人口与劳动绿皮书》显示，中国3/4的村庄已无青壮年劳动力可以转移，青壮年劳动力短缺的现象由沿海向内地蔓延，劳动力价格因供不应求而逐步提高。最近农业部公布的数字，XX年全国农民工总数达到2亿2千多万人，月平均工资达到1060元。在这样的形势下，由于规模化养殖难以较快跟进，造成了生猪供给的结构性断裂。如何快速扩大畜禽生产，满足市场供应，要求对目前的生产方式有重大突破。
二、肉价上涨是产品比价趋向合理的补偿性调整
自1985年生猪经营放开以来，我国生猪养殖业始终处于“生猪卖难—价格下跌—宰杀母猪—生产减少—供应短缺—价格上涨—养殖增加—生猪卖难”的周期性循环之中。如果以1990年的猪肉吨价为1，则1990年至XX年历年的猪肉吨价指数如表2所示：
表2 1990年至XX年猪肉吨价指
从价格指数变动中可以看到，一方面生猪价格的频繁波动使养殖户承担着很大的市场风险；另一方面，XX年的猪肉吨价指数（1.62）还没有达到1997年（1.88）的水平。
在生猪产销连续九年低价位运行的背景下，XX年上半年生猪收购价格持续低迷，仔猪、活猪和猪肉平均价格同比分别下降42.21％、22.27%和13.16％，5月跌入最低谷，猪粮比价仅为4.5：1（过往常态水平为5-5.5：1），养猪业处于全面亏损状态。XX年下半年以来，我国粮食、农业生产资料、水、电、煤、运等基础产品价格全面上涨，加上环保、免疫、检疫等费用的增加，养猪成本明显上升，比较效益明显低下:养一头猪不计算疫病风险仅可赚50-100多元，需要4个多月时间，不如打两天工。由于这种潜在的量变过程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没有得到足够重视，缺乏必要的支持保护政策，不少养殖户卖掉或杀掉母猪（有的地区宰杀母猪占当地屠宰量的30％），许多社会资本退出对养殖业的投资，生猪饲养量显著减少。一些过去的生猪产区变成了销区。 最终引发了XX年全国范围供求矛盾的突变和猪肉价格的猛涨。（参见表3、4）
为了增加肉食供给、稳定市场价格，国务院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调动广大农民发展养猪业的积极性，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目前生猪生产仍然存在着生产成本较高、养殖比较效益下降、部分养殖户贷款难、防疫任务艰巨、环保压力大等诸多困难和问题。例如，XX年夏秋季高致病性猪蓝耳病疫情曾使一些农户和养殖场的生猪死亡率高达20—30%，严重的甚至达到50%，对许多中小规模养殖户造成毁灭性打击。XX年1—5月，全国已有22个省份先后发生了高致病性猪蓝耳病疫情。经过对不同地区的病毒进行精确分析，该病毒已经发生变异，毒力明显增强，生猪死亡率明显提高，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疫病风险的增大，直接影响到养猪户的信心和应时补栏，造成生猪饲养量的明显减少。应该看到，在广大农户分散饲养的生产方式下，对这种长期制约畜牧业发展的重大动物疫病，防控的难度和成本是非常大的。这些因素的作用，都推动了肉类生产成本的上升和价格的上涨。
总体上看，XX年以来猪肉价格的上涨是产品比价趋向合理的补偿性调整，有利于形成合理的比价关系，有利于调动农民养猪的生产积极性，保障肉类产品的供需平衡。
三、对肉类价格趋势的基本判断
从对肉类价格的上述分析来看，一方面存在着国内消费需求增长的巨大拉动作用，另一方面也存在着肉类生产成本上升的巨大推动作用。我们认为，在短期内我国的这两大因素都不可能发生逆转。
首先，肉类食品的占有量和消费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文明程度和人民生活质量的重要标志。随着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随着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肉类产品的消费需求还将继续增长。
从1996年至XX年我国肉类产量结构的变化趋势看，近XX年间猪肉占肉类总产量的比重下降了4个百分点；牛肉和羊肉分别增加了1.7个百分点；禽肉增加了1.4个百分点。肉类生产的大体结构是，猪肉占65%，禽肉占20%，牛肉占10%，羊肉占5%。虽然牛羊禽肉在产销中所占的比重有所上升，但猪肉仍然是我国肉类消费的当家品种，不能不予以充分重视。目前，我国农民年消费猪肉15.6公斤、牛肉0.6公斤、羊肉0.8公斤、禽肉3.7公斤；猪肉占农村居民肉类消费的比重高达75.36%，约比城市居民高25%左右。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城市居民人均肉类消费量增长了1倍多，从过去的每年20公斤左右增长到现在的40公斤以上；同期，农村居民人均肉类消费量增长了2倍多，从过去的每年5公斤左右增长到现在的20公斤以上。城乡之间肉类消费的差距在缩小。
根据世界银行和联合国粮农组织的调查分析，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低于5000美元时，收入的增加和肉类消费的增长呈现强烈的正相关。我国的人均gdp刚刚超过XX美元，农村人口的人均收入水平还很低。XX年，我国城乡居民的肉类人均消费量为49公斤，其中猪肉为33公斤，而台湾的肉类人均消费量为81.3公斤，猪肉为42.8公斤。可见，我国各地肉类消费增长的潜力是很大的。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专家分析，现在只有1/10的城里人肉类消费出现下降，90%以上的中国人肉类消费需求正处在稳步增长阶段。特别是农民的肉类消费，还有成倍增长的空间。XX年，我国肉类出口数量下降了15%，其中猪肉出口下降了37.3%;而肉类进口数量增长了57%，其中猪肉进口增长了116.22%。这些情况都说明，随着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我国肉类消费特别是猪肉消费市场还有巨大的增长空间。
其次，为了获得数量充足、质量更加安全健康的肉类食品，要求人们在畜禽养殖、屠宰加工和产品流通等各个环节采取综合性的保障措施，全面提升肉类食品的持续供应和质量安全水平。随着生产投入的加大和生产要素价格的提高，肉类生产成本进一步上升的趋势将难以扭转。当前，肉类产业增加投入的要点是：
——加快调整养殖业生产方式和有效控制畜禽疫病。要加快建立农牧业生产与肉类加工互为促进的衔接机制，大力发展规模化养殖，特别是要大力促进中西部丰富的肉类原料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在全国范围形成区域布局合理的优势产业带和企业集群。
——加快调整产品结构，走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道路。按照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产业的要求，大力发展资源深度加工，促进转化增值，提高资源综合利用水平和食物出品率，确保满足市场需求和资源的合理利用；明显降低单位产值能耗和用水量，努力提高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三废”排放达到国家规定的指标范围。
——加强肉类食品安全控制和管理体系建设，确保肉品质量安全。在质量安全控制技术方面，重点攻克溯源技术、快速检测技术、食品安全风险性评估技术、食品安全监测预警技术等。在现代物流技术方面，重点攻克数字化和信息化处理技术、冷链物流与智能配送技术、智能分级技术等。稳步提高工业化屠宰的比重，完善屠宰加工全程质量控制体系，确保肉类食品安全。
如果我们综合分析养殖业生产环节的饲料成本、防疫成本，屠宰加工流通环节的能源成本、环境成本，以及各个环节人工成本等因素，就不难看出，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我国肉类食品的生产经营成本基本上呈刚性增长态势。
在上述两大因素的作用下，我们认为，我国的肉类价格在数年内将持续在高位运行，虽有短期内的涨跌波动，但恢复到XX年一季度的价格水平已不可能。价格回落对消费市场而言是大好事，也减轻了政府的过大压力。价格回落，一方面说明养殖生产的恢复，另一方面说明它在循序对去年过快上涨中扭曲的一些环节正在调整，但过快回落是否对生产有利还应值得关注，尤其在猪及猪肉生产链长、其信息尚不对称的环境下，一旦信息有误必会酿成灾难。
我们应该看到，当前cpi回落，农产品价格的回落固然是重要因素，而成品油价格和煤电价格受到管制，可能是更重要因素。可是，管制成品油价格和煤电价格的结果，不光是相关企业的利润受到损害，更重要的是使市场信号发生紊乱，时间长了，带来的滞胀将会对我国正在形成中的市场经济体制产生致命的负效应。
作为供求关系的调节信号，价格的形成机制是市场经济体制中的枢纽。上世纪80年代的“价格闯关”彻底结束了我国消费品市场的价格“双轨制”，至今仍然有人错误地认为，是这次“价格闯关”酿成了日后的社会动荡。实际上，“闯关”的暂时性后果只是将隐性的价格失调问题显性化而已，造成社会不稳定的根源恰恰是“双轨制”本身。20多年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已大大提高，但要素市场的“双轨制”问题仍未根本解决，它也成为当今社会中滋生腐败、钱权交易的主要温床之一。反思过去所付出的代价，推动资金、土地、资源、劳动力等要素价格的市场化，应当是下一轮经济改革的重中之重，时间上也是越快越好。
政府对煤电价格实行严格管制已经有好几个月了，趁着当前cpi回落趋稳的大好时机，有必要逐步放开煤电价格，理顺市场关系，这样才能夯实今后cpi回落的基础，使cpi真正的回落。根据国家发改委通知，今天起全国火力发电企业上网电价平均每千瓦时提价2分钱。虽然电网经营企业对电力用户的销售电价还未做调整，但希望这是宏观管理层理顺市场价格关系的开始。
四、农牧业中期投资策略
随着我国加入wto，千家万户小生产与千变万化大市场不适应的矛盾日益突出，关键在于肉类生产养殖环节还相当脆弱。大力发展农牧业产业化经营，加快资本化运作，不断提高农牧业组织化程度的要求越来越迫切。近几年来，我国屠宰加工企业在促进畜牧业产业化、区域化、标准化、国际化方面做了很多努力。例如，双汇集团XX年以来在漯河市周边按照国际标准建立了四个种猪繁育基地，到XX年1—5月，生产仔猪40,122头，比去年同期增长了312％；出栏种猪21,625头，同比增长了386％；存栏种猪48,300头，同比增长256％。同时，双汇集团在全国5大销售区域建设了20个养殖基地，年出产商品猪50万头。河南众品公司通过“公司+基地+专业农户”的产业化模式，发展了规模饲养场286个，饲养小区79个，年出栏生猪近300万头。实践证明，以屠宰加工企业为依托，优惠资本化运作，扩大规模化畜禽养殖，提高养殖效率，正在成为促进肉类产业发展、增加肉类食品供应、稳定肉类市场价格的关键举措，也是农牧业中期投资的重要趋势。
XX年我国肉类产业在原料价格普遍猛升的形势下，融资瓶颈制约企业发展的问题十分突出。以生猪为例，企业对其购进原有的准备金只能满足应使用量的一半左右，猪及猪肉价格的毛白差率抵临出肉率水平，致使企业生产出现运作掣肘，储备产品调节量不足。尽管企业在不同时期资金的使用规模和方向不同，但肉类产业都有其共性，原料收购、销售流通资金用量大，需求集中，而大多数企业利润率不高，资产规模小，信用等级低，抵押物少，政策限制多，自我积累发展能力不足，面临很大的资金瓶颈制约。目前，我国肉类行业上市公司共19家。其中，深市8家、沪市4家、香港联交所3家、新加坡3家、美国1家。这些上市公司在全行业数万家肉类企业中不到0.05％，所占比例太低，不足以解决全局的问题。
XX年，国家为平衡国内肉类市场，在扶持畜禽（包括蛋品）生产、重大动物疫病防治方面给予了大量的财政奖励性支持。但是，必须看到，财政支持毕竟有限。在我国肉类企业资金严重受困的情况下，如何通过政策措施调整和运行机制改革，促进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多渠道募集融资，加快资产重组、购并，增加对肉类产业的社会投入，增强发展动力，建设优质原料基地，加快产品结构调整，满足国内消费需求，已经成为我国肉类产业发展和农牧业投资的战略重点之一。